王家坤

四十年了，那一盏盏小菊灯依然在我的心头跳动。

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年，我走进高中。那时的中牟一中还在政治风暴中飘摇，教室门窗的玻璃几乎没有完好的，图书馆的大门被推开，书架匍匐在地，满地的书籍堆积一二尺深任人踩来踩去。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钻进去抱了几本《李杜诗选》、《陆游诗选》和陈寿椿先生的《重要无机化学反应》等书籍大摇大摆拿到寝室阅读，也没有人管。老校长牛劢先生提着工具箱，在敲打维修破败的门窗。他那时的身份是正在改造的走资派，学校的专业维修工，真正的维修工则是他的领导兼管理者。

但是渴望知识的春风已经吹起，在大唱语录歌和革命样板戏的同时，同学和老师也在讨论教育的主体是学生还是老师，语文课老师在教我们散文的几种写法，还办起了油印小报。数学老师教我们课本以外方程式解法。学生间传言的网络畅通无阻，最火爆的红人是某个领导干部子女，“听说邓出来了，周荣鑫当了教育部长，明年就要恢复高考”，教材也发生很大变化，原来的工业基础知识变成物理和化学，农业基础知识变成生物。就像压抑太久的火山寻找到了喷发口，对知识的学习让学生如醉如狂。几个同学相约成立了文学社，还有同学把学习数学的脚步迈进了大学，高中生修起积分和微积分，还有的同学从亲戚那里找来不知是哪个年代的教材，作为辅助教材使用。童稚的我不知哪儿来点激情，写出了一首20多行小诗，其中一节还记得：“让我们吹起箫笙笛管，让我们弹奏起阮筝琴弦，主宰我们命运的是我们是我们，不是什么神仙。”由粉笔字写得最好的姚双聚抄写在黑板报上，算是那一期学习黑板报里唯一的一篇“文学作品”。

努力学习的副产品是对身体的损害，有学生得了神经衰弱，个别学生视力下降。班主任老师劝大家注意身体健康，校方则采取断然措施，晚上10点钟从教室到寝室拉闸断电。一开始有人用手电筒在被窝里读书。后来的一天，电工老虎按时拉断电闸，校园里突然变得漆黑一团，只有纺织娘在低低吟唱，天空中星斗和月光交相辉映。让老师们诧异的是，竟没有学生走出教室。

突然，教室里亮起了一盏灯，然后三五盏，十几盏，上百盏，嚯，几十个教室全都亮起了灯。就像天空中闪闪的繁星，更像秋天原野上盛开的矢车菊，它不仅把教室照耀得亮堂堂，更照亮了我们的心灵。大家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具有浪漫气息的名字——小菊灯。实际上是用墨水瓶加上灯芯倒上煤油改造的小灯，大家人人一盏，上晚自习带到教室里，熄灯后立即点燃。同学们在这样的小灯下学习到深夜。第二天早上洗脸，挖一挖鼻孔，黑黑的全是油烟。这样加长了学习时间，增强了学习效果，学校方面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学习精神，只有现在准备考大学的高三年级才能找到，是“文革”中学习风气最好的两年。就这样，小菊灯伴随着我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读完了高中。后来恢复高考，我们陆续考上大学，也完全是因为那两年知识的积累。小菊灯所给予我的远远超出了知识的范畴。

尽管四十年过去了，那一盏盏小菊灯依然开放在心灵的原野上，依然是那样生动地跳跃着，摇曳着，给我力量，催我奋进，烛照着我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