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达沃斯有过多重身份：世界青年领袖评审委员会委员、达沃斯全球事务理事会（Global Agenda Council）理事、媒体理事会理事、论坛会议的主持人之一。每年，我们列出一个名单，在世界范围内遴选百余位优秀人才，作为达沃斯青年后备力量。至于达沃斯全球事务理事会，则是一个研究世界发展趋势的机构。每一位理事通过电话、邮件、网上社区进行讨论，确定每年达沃斯经济论坛的议题。这些议题往往存在于当前的视线之外，具有一定前瞻性，有心人能够从这里更清晰地看出世界未来的走势。

2003年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达沃斯发表了一场演讲，阐述伊拉克的种种“罪行”，称美国将保留单独或与盟友合作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的权利。演讲结束后，大家在冰天雪地里一边走一边继续讨论，认为美国攻打伊拉克已成定局。果然，那年的3月20日，全世界都通过电视转播听到了巴格达上空鸣响的第一声空袭警笛。

2008年1月，次贷危机初露端倪，影响尚小，总体上看国际形势一片大好。但是论坛上却发出一种声音，迅速赢得与会者的共识：“看不到任何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8个月后，由雷曼兄弟突然倒闭引爆的金融危机，印证了这一说法。

2012年的达沃斯论坛，欧债危机是主题之一，我没有听到任何解决方案，但是我自己的总结是：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也是一种解决方案，事情在朝着遵循规律的方向发展。

最初几年，我一个人去达沃斯。北京起飞，苏黎世落地，然后租一辆车开进阿尔卑斯雪山深处。山路很险，积雪又滑，两个小时的车程也算惊心动魄之旅。直到后来和大部队一起出行，才不必让自己的驾驶技术接受如此严峻的考验了。

年过七旬的施瓦布，将达沃斯论坛办成了一个国际顶级的商业领袖聚会，并被誉为“经济联合国”。这些对世界举足轻重的人，通过彼此近距离的会晤，交换着对未来的看法。有人说美国总统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可是美国总统任期不过8年，而施瓦布已经影响了世界几十年。多少人在达沃斯，结识了自己潜在的商业伙伴、政治盟友，甚至未来的老板或太太。无数信息、人脉在这里交汇，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世界。

十几年时间，非常快，也非常慢。说它慢，是因为每一次置身达沃斯，周围都没有发生变化，会议厅、建筑、道路，几乎都是老样子。参加会议的人来来往往，很多也都混成了熟面孔。说它快，是因为近年来，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见到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有企业代表，也有政府代表。达沃斯用它的方式影响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达沃斯。

电视里的达沃斯，是一个美丽素净的冰雪王国，天地洁白的童话小镇，所以这个地方在人们心中总有一种“传说中的色彩”。事实却没有这么美好浪漫，每到年会，正是达沃斯最冷的时节，雪大路滑，每年都有人摔倒受伤，但第二年仍然乐此不疲。

对于重要的国际会议，location（地点）的选择很重要。达沃斯地处山区，与世隔绝，进去一趟不容易，出来一趟也不容易。所以人们一旦进去了就不想再挪窝，踏踏实实住上三天，把各种会议开完了再走。想象一下，如果下一次论坛转战巴黎或纽约，得有多少人中途开溜啊。正因来亦难，走亦难，达沃斯的硬件设施也就不那么讲究，反正你别无选择。

小镇上星级酒店只有寥寥数家，早已被各国政要包下来，像比尔·盖茨这样不可或缺的角色，据说已经向酒店预交了未来10年的订金。所以我们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能订上一家与“如家”档次相当的，已实属万幸。

记得有一年和同事一起去达沃斯，我们花大价钱订下一个房间，进门一看，屋里空荡荡的，除了两个柜子什么也没有。我想这大概是客厅，随意感慨道：“不错啊，还是个套间！”可是继续往里走，并没有发现卧室的存在。睡在哪儿呢？难道是打地铺？我打开柜子寻找被褥，却惊喜地发现科技以人为本，柜子里竟有一张折叠床，稍微用力一压就可以放下来，不需要的时候拉一下，它又自动弹回柜子里。

达沃斯酒店房间里的电视机都很小，大小跟iPad差不多，好在还是彩色的。而且跟我的很多同事相比，柜子里有张折叠床已经相当不错。我们一位同事在微博上分享了今年他在达沃斯的住处——一个地下篮球场改装的简易房，躺在床上，头顶正上方便是一个挂在墙上的篮球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