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省高安市，医生退回车祸患者家属的500元红包，却被误以为得了肇事车主的好处。医生鉴于伤者已治愈，给出“可以考虑出院了”的建议加剧了这种猜疑。而在医生停掉了患者的一些消炎药并嘱咐病人出院后，患者的两名家属在医院门口堵住医生，将其头打破。

(7月25日《新法制报》)

此个案中的闹事者给医生送红包，无非两层意思：一是希望医生对伤者的治疗更细心一些；二是希望医生不要给肇事车主省钱，因为这是一起交通事故伤害的治疗。很明显，闹事者的心理逻辑有两个条件，一是医生收红包是治疗质量的必然条件；二是医生收自己红包就不会收肇事者的红包。

只是，事情很荒唐，但未必真的很可笑。在当下的社会之中，像闹事者如此极端的的确不多，但有其相同心理认知恐怕不少。毕竟，在所谓“潜规则”盛行的今天，信任变得很奢侈，变得很有代价，“给了好处好办事”的印象，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比如，个案中的红包“包满”了对医生与肇事者天然不信任，医生靠不住会被“收买”，肇事者靠不住的会千方百计推脱自己的“责任”。

笔者认为，医生坚持原则退还患者红包反而被打，归根结底在于医疗机制或医疗过程缺乏透明度，以致患者失去对医生的信任。这种医患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如同“罗马不是一两天建成的”，早已有之，且痼疾重重。如日前媒体报道，一位女医生因为“害羞”，拒绝对一名下半身受伤患者进行医治，最终导致患者身亡，就是一个降低医生公信力的注脚。

患者不信任医生，除了长期以来“看病难、看病贵”的不良影响之外，也与治疗过程中医院和医生过度占据主导地位，而患者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择权有关。一些患者认为，入院治疗之后医院和患者之间就是一个“我为鱼肉，尔为刀俎”的关系，再加上费用高昂且不透明的治疗费用(包括药费)。由此，必然会产生一些猜忌和不满，最终导致医患纠纷。

重建医疗公信、恢复医患信任非一日之功。医患间不信任与医疗机制和治疗程序存在弊端有关，这就需要从制度和机制上予以改进和解决。解决这一难题，一些地方医院多有试点，比较新颖的做法不少，如东莞市石龙人民医院就推行了“治疗超市”制度。“治疗超市”可以给患者充分的选择自由，该医院集中骨科、理疗科、疼痛科的医生，组成‘治疗超市’，把可能的治疗方案都告诉患者。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消费能力等，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法。

可以说，医生退红包被打，是医疗环境存在大量不良现象的折射，也与群体性医德缺失有关，最应该反思的是医疗行业的整体声誉和信誉，这都需要以制度性方式来弥补。

毕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