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刚刚加入WTO那几年，在达沃斯论坛上，先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兴起，又有“中国崩溃论”盛行。尽管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参会者也受到应有的礼遇，但西方人在按照自己的理解讨论中国时，甚至不会征求在场中国人的意见。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始终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是一个遥远的概念。直到2007年、2008年，大家才不再把中国单独拎出来评论，而是接受了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的事实，对中国的判断也更加客观。

达沃斯地处欧洲，却是英语国家的阵地，美国的软实力在这里非常突出，空气中弥漫着盎格鲁萨克逊加美利坚的优越感。想要在达沃斯发出代表中国的声音，必须用非常娴熟的英语，讨论世界性的话题。“我们”与“他们”，语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也不同。西方对中国仍然带着很多问号，认为这是一个“看不透”的国家。在仍然具有西方主导色彩的国际论坛上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参会者自觉担当的责任。

施瓦布反复强调一个概念：达沃斯论坛是个社区（Community）。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圈子，讲究参与者的融合度和忠诚度。达沃斯的参会者是相对固定的一群人。有的人并不是政商界的领袖人物，但是每年都去，时间一长，圈子就把他看成自己人了。无论在位、退位，都是这个圈子的永久成员，甚至他的孩子也会继续参与其中。

西方人热衷于参与这个圈子的社交，意义不仅在于“在欧洲的雪山小镇参与高端论坛”的说法可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而且在于在这里进行信息交换，效率的确很高。一般来讲，在论坛期间每位政商领袖每天至少会见40人，三天里见到的人比平时半年见到的还多，我们在那里做节目，通常三天之内要专访50个人。

论坛中最精彩的，并不是对外公开的官方议程，而是各种闭门会议（Private Meeting），也就是所谓的“巨头会”（Governor’s Meeting）。各个行业的领头人、CEO们单独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不对媒体和一般的参会代表开放，而正是这个层面的讨论，才是达沃斯的精髓，也是行业领袖此行的真正目的。

达沃斯论坛的另一个核心是高端人士相互会见，双边、三边、多边都有可能。2010年1月，李克强副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时候，我注意到会场的走廊上有一个高个子的英国人，坐在那儿很认真地记笔记，他在等待李克强总理的会见。我仔细看了看他，认识，叫卡梅伦。我们随便聊了几句，能感觉到他的些许傲慢，是那种典型的英国精英的优越感。当时除了英国媒体，没有什么媒体关注他，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当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年轻人4个月后便正式出任英国首相，那一场“中国副总理与未来英国首相的会面”顿时产生了一种历史感。

过去很多年间，中国人在达沃斯论坛上总感觉自己是个打酱油的围观者。第一，这种西方人主导的游戏规则会令很多人不舒服；第二，达沃斯论坛不允许带太多随行人员，突然没有了前呼后拥的风光，还要忍受简陋的食宿条件，很多人不习惯。第三，英语是达沃斯的通用语言，而且重要的私人会晤不可能带翻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对面直接交流，如果你的英文不够好，也会有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我因为工作关系，算得上参加达沃斯论坛次数最多的中国人之一。很多人表示不解，不好好在国内待着，去达沃斯凑什么热闹？人家也未见得爱带你玩儿。

几年前，我在达沃斯与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有过一次交锋。石原身为日本东京都知事，在一场有关“公共健康”的论坛上担任发言人，派头十足，带了两个女翻译上台，竟然提出“日本面临的公共健康威胁来自中国”这一荒谬观点，称日本的各种传染病毒主要是中国非法移民带进去的，中国政府对此现象也漠视不管。

当时我也是论坛发言人之一，与他对质道：“你所说的显然不是基于事实的言论，而是不负责任的情绪宣泄。世人皆知的反倒是在中国东北，今天的老百姓的健康，依然受到二战时期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的威胁。”

我说完以后，台下众人给予热烈掌声，我注意到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女儿。石原慎太郎很是不快，我们彼此瞪了一眼，各自散去。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达沃斯的原因。那里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言论集散地。如果中国人不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其他对你不利的声音和观点冒出来，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严重影响你在世界上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