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聚焦中国，聆听中国的声音，我们为之奋斗了十年。

2008年，在天津举办的达沃斯夏季论坛上，施瓦布主席握着我的手说：“成钢，10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我们世界经济论坛为数不多的中国朋友之一。论坛在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和你的贡献分不开。”他的这些话，是对我十年达沃斯生涯最好的鼓励和肯定。

同时，我还有另一个明显的感触。我在达沃斯见到的政商领袖们，很多人都曾在过去一年间与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北京会面，接受我们的专访。中国正在成为他们最热衷走访的国家之一。所以，达沃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依然只是一个传说，你依然可以迷恋它，向往它，但对它的神化和迷信，却是大可不必了。北京也是东方的达沃斯。

华盛顿管不了华尔街

笨人管聪明人，永远管不住——这是我所认为的金融危机的本源。

一位美国金融企业高管曾对我说：“成钢，华盛顿永远无法监管我们，华尔街的巨额财富，吸引的都是我们这些美国名校毕业的智商最高的人才，我们在一起总会设计出合乎法律但又钻法律空子的金融产品和机制，监管者的智慧赶不上我们，只能事后诸葛亮，但已经来不及了，等新的监管来临，损失已经造成，我们的钱也挣完了。”

事情要从华尔街说起。2008年秋天，一场危机从华尔街引爆，逐渐扩散至全球，正如小布什当年所言：“华尔街喝醉了酒，让全世界都跟着头疼。”时至今日，每个人依然还在为这场灾难买单，包括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因此坐牢或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因为发生在华尔街的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笨人制定的规矩，永远让聪明人有空子可钻，反过来令笨人束手无策——这就是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关系的写照。华盛顿管不了华尔街，已成共识。

1987年，一部名为《华尔街》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将美国金融市场的“内幕交易”体现得淋漓尽致。“Greed,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is good.”（贪婪不好听，却是好东西。）出现在电影里的这句话，被评为“100句最伟大的台词”之一。电影讲述的是金钱的诱惑与道德的良知之间的博弈，但它的直接效果，就是令全世界想要发财和出人头地的聪明人都涌向华尔街，当然也包括中国人。

直到2008年那场危机爆发前夕，“华尔街”在国人心目中始终是世界金融的圣殿。其实美国每一个城市都有Wall Street。Wall直译成中文就是“墙”，这是一个很土的名字，只能体现出美国人在起地名的问题上没什么创意，或者不愿动脑子。华尔街不过500米长，位于唐人街附近较差的地段，但却是美国资本市场和经济实力的象征。如今“海归”在中国已经算不上什么特别头衔，但在金融圈里，“哥们儿刚从华尔街回来”仍是一种Niubility，或曰Niubilization。

自从200年前华尔街出现了第一张金融债券开始，贪婪与疯狂便成为上天为这条街道设下的魔咒。各种金融创新一度激活了消费市场，合理地控制风险，使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可能。但是渐渐地，原本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衍生品，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脱离了实体经济本身，自成独立王国。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滥用的金融衍生品必然酝酿着灾难性的后果。

按照“阴谋论”的说法，华盛顿是从里根政府时期开始，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管控。2011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则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大量的佐证。影片创作者对很多重量级人物进行专访，从美国政府高官到华尔街银行家，从金融分析师到大学教授，甚至包括新加坡、中国、法国的政府官员，央视财经频道的《第一时间》还非常荣幸地在片中闪过一个镜头。

特纳勋爵对“金融市场自由”的理解我很认同。

在影片中，华尔街不断游说政府相信“看不见的手”，相信“越自由越好”；雇用最有名的学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从学理上证明应该进一步放宽监管，付给他们高额回报；同时给政客提供极具诱惑的个人利益，争取自由空间。

我曾就这个问题，向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勋爵（Lord Turner）请教。“勋爵”这种称谓是英国人的“封建残余”，直译过来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按说进入21世纪我们不该再喊谁“老爷”，但是出于礼貌，喊一声倒也无所谓。

特纳勋爵认为“相信自由市场”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思潮，人人都这么想，政府同样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为了利益而向华尔街让步。相比简单的“阴谋论”，我认为他给出的是一个更为恰当的解释。思潮不违反法律，但历史就此改写——金融业从那个时期开始，脱离了正常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