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公认，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金融过度创新、监管没有跟上，成为一座脱离实体经济的空中楼阁。但是从当年的金融危机到今天的债务危机，我们发现后果比当初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世界经济被金融绑架了。

上世纪80年代，刚刚经历了1973—1975年经济危机的英美，国家经济进入“滞胀”阶段，通货膨胀、失业严重和生产停滞并存。在这个经济背景下，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几乎同时上台执政，他们的经济政策都体现出这样一些理念：限制工资增长，减轻税负，令商人赚得更多利润，再将这些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创造就业，从而刺激经济发展，也让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多工作机会。

这种理念持续了三十年，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实际结果恰恰与他们的期望相反。因为在这三十年中，企业家赚到了更多的利润，但这些钱并没有重新投入到实业生产中去，而是被用来玩儿少数人的金融游戏，为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

有美国学者举例——假如一个数学天才生活在19世纪，他很难将他的智商变现；而假如他生活在今天，可以在金融或高科技行业中赚取巨额的利润。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现代科技、贸易、服务业的发展，导致那些受能力限制的传统技术工人大量失业。社会的确在进步，但进步的果实被少数人分享。如今欧洲失业率持续上升，在西班牙等国家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几乎每两个年轻人中间就有一个人失业，“金融误国”绝非危言耸听。

从2008年金融危机演变为2011年债务危机，始作俑者仍是金融业。当过度的衍生产品导致金融机构资金链断裂，出于“大到不能倒”的信念，国家首先要拿出纳税人的钱来救银行，巨额债务便从金融机构转嫁到国家头上。当国家财政出现赤字时，第一个跳出来打压做空政府债券的，还是金融从业者。过于集中的财富、过于集中的人才，使得整个金融行业的权力过大。无论在中国的制度下，还是在美国的制度下，最密集的智商和最密集的资本结合在一起，想要“绑架”谁、影响谁，不是特别难的事。

世界各国的政要们在位时，与国际金融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用中国话说叫“裙带关系”；卸任后更是大部分收入要拜他们所赐，何况他们还有孩子和亲戚想去金融界工作。比如不再担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很快成为某国际保险巨头的顾问；鲍威尔卸任美国国务卿之后不久，便应邀当上了几家公司的董事或顾问，每家公司付给他的董事费都不会少于几十万美元。这种政界与商界的相互渗透也使得监管有时候“很难下手”。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上任不久的奥巴马曾经有意搞金融改革，无奈步履维艰。金融业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除非快刀斩乱麻，但又似乎没到那种程度。当时有人说，如果情况更糟糕一些就好了，糟糕到非改不可的程度，促使决策者给金融业彻底动一个大手术。但事实是，随后几年间，金融业依然故我。虽然余波还在阵阵向外扩散，而华尔街内部，非但没有人为此坐牢，连拘留都没有。法律制定者拿他们毫无办法。

高晓松酒驾还拘留了几个月，华尔街捅出这么大的娄子，却没人顶罪，凭什么啊？

如果聪明人都去搞金融

作为财经节目主持人，我总能接到各路朋友的电话，托我给他们的孩子或亲友介绍工作、安排实习。大家的目标出奇地统一，不是投行，就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我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他的孩子想当老师公务员或者其他。只有一次例外，是我的一位商人朋友，他的外甥想当厨师，托我介绍北京一家有名的西餐厅。我一开始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知道是说真的。我很佩服这个孩子，有一个有钱的舅舅，但依然清楚自己想做什么。

时下放眼望去，中国所有“成功人士”的儿子们、女儿们、女婿们、外甥们，大都在做金融，这俨然已经成了一股社会风气——只要搞金融，就能赚大钱。更可怕的是，“成功人士”本人也放弃了他们赖以起家的实业，转而去做金融。大学没毕业的年轻人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也把自己的未来定位在金融行业，哪怕根本不知道何谓金融。

为实业服务的金融，已经远远走在了实业前面。在财经频道举办的一场中国政策论坛上，时任工信部副部长苏波说，很多高端装备制造中所需的高精度轴承，国内企业都不具备生产能力。我想，尽管这样的企业还没有出现，但是想把这样的企业包装上市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银行或金融顾问，或许已经有一百多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