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直接与奥巴马对话是在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这也是他就任以来首次接受中国媒体提问。前方记者组共有三人，带队的李勇是财经频道副总监，毕业于人大国政系，是央视最优秀的国际政经类节目制作人之一。他坐在我身边，不断和我讨论，他对新闻现场敏锐而准确的判断对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我们听到很多外国记者发言谈论中国问题，决定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为了不挡住举手的我，他还一直努力地收着腹。

我首先提问了英国首相布朗。布朗的记者会结束后，我准备打道回府，毕竟前一天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李勇拍拍我说：“成钢，我先回去吃面了，下一场奥巴马，你再坚持一会儿。”

坚持其实是挺累的一件事。几千名记者排队等候进场就要耗半天工夫，而且只有800个座位，我还得想方设法“走后门”。

走进那个巨大的发布会大厅，突然感觉“气场很对”。前几排是白宫为“自己人”预留的座位，上面甚至贴有写着记者名字的纸条——话语霸权体现得清清楚楚。我坐在第4排正对主席台的位置。我想，当前形势下，记者会应该考虑亚洲的话语权，总不能搞成欧美专场，那么我这张“中国脸”应该好使。何况我还提前做了外围的工作。

小时候，父亲给我看过一本香港导演李翰祥的回忆录《三十年细说从头》，里面提到在香港做演员，一定要记住八个字：“旁若无人，死不要脸。”突然想起这个细节，是因为记者和演员有相通之处，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关键时刻，职业精神一定要超越所谓的面子。

奥巴马走上台，台下突然掌声雷动，与布朗出场时的鸦雀无声形成鲜明对比。新闻发布会是不应该鼓掌的，但是大家情不自禁，这位“全世界最大牌的明星”的确有种巨大的煽动力。

他看了看手里拿着的一张纸，想必是美国记者的名单，然后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提问了。”

我第一个举起了手。

奥巴马新官上任，极具明星风采。

奥巴马清楚地看到了我，但他依然优先考虑欧美媒体。美国政要和记者关系十分亲近，白宫有自己的记者团（White House Press Corp），长年驻扎于此，有些记者甚至可以乘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与之随行。从理论上讲，这些“皇家记者”的职责是监督总统，但长期交往下来，总会因熟悉产生默契。对于很多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记者，总统能够清楚地叫出他们的名字，甚至了解他们的私人生活。比如点到一位记者的名字时，不等他提问，首先说：“我的心与你同在，我为你的家事感到难过。”原来是这位记者的父亲当天刚刚去世了。

所以，记者会的前半段，整个会场始终被盎格鲁撒克逊加美利坚的优越感笼罩着。

聆听奥巴马与欧美记者的对话时，我在大脑里不断地判断和调整：问题的设计和语言的组织，是否合乎政治环境、具备时效、符合中国媒体形象。我事先想好的问题，如果被别人提前问到，这时候就要迅速重新考虑。

有人会问，为什么非要争取这个提问的机会？

郭振玺总监常说，长期以来，中国媒体都是被西方媒体“绑架”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人对中东问题的了解，超过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了解，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天的国际新闻都是“巴解组织”“巴以冲突”，尽管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们关心的事还有很多。这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国际新闻都来自美联社、路透社，他们关注中东，而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只好让他们的视点决定我们的视点，他们的判断决定我们的判断。

我一直坚持举手，中国应该在这个全球瞩目的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

当前，我们的媒体影响力和国家影响力尚且不够匹配。《经济学人》杂志提到，此次伦敦之行，胡主席与奥巴马的会晤抢了整个G20峰会的风头，甚至比G20本身还重要。既然如此重要，最后的奥巴马新闻发布会上却没有中国媒体的声音，是不是很尴尬呢？这还不算，如果我们不问，会有外国记者按照他们的理解和观点提问中国问题，我们完全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