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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直接与奥巴马对话是在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这也是他就任以来首次接受中国媒体提问。前方记者组共有三人,带队的李勇是财经频道副总监,毕业于人大国政系,是央视最优秀的国际政经类节目制作人之一。他坐在我身边,不断和我讨论,他对新闻现场敏锐而准确的判断对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我们听到很多外国记者发言谈论中国问题,决定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为了不挡住举手的我,他还一直努力地收着腹。 我首先提问了英国首相布朗。布朗的记者会结束后,我准备打道回府,毕竟前一天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李勇拍拍我说:“成钢,我先回去吃面了,下一场奥巴马,你再坚持一会儿。” 坚持其实是挺累的一件事。几千名记者排队等候进场就要耗半天工夫,而且只有800个座位,我还得想方设法“走后门”。 走进那个巨大的发布会大厅,突然感觉“气场很对”。前几排是白宫为“自己人”预留的座位,上面甚至贴有写着记者名字的纸条——话语霸权体现得清清楚楚。我坐在第4排正对主席台的位置。我想,当前形势下,记者会应该考虑亚洲的话语权,总不能搞成欧美专场,那么我这张“中国脸”应该好使。何况我还提前做了外围的工作。 小时候,父亲给我看过一本香港导演李翰祥的回忆录《三十年细说从头》,里面提到在香港做演员,一定要记住八个字:“旁若无人,死不要脸。”突然想起这个细节,是因为记者和演员有相通之处,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关键时刻,职业精神一定要超越所谓的面子。 奥巴马走上台,台下突然掌声雷动,与布朗出场时的鸦雀无声形成鲜明对比。新闻发布会是不应该鼓掌的,但是大家情不自禁,这位“全世界最大牌的明星”的确有种巨大的煽动力。 他看了看手里拿着的一张纸,想必是美国记者的名单,然后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提问了。” 我第一个举起了手。 奥巴马新官上任,极具明星风采。 奥巴马清楚地看到了我,但他依然优先考虑欧美媒体。美国政要和记者关系十分亲近,白宫有自己的记者团(White House Press Corp),长年驻扎于此,有些记者甚至可以乘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与之随行。从理论上讲,这些“皇家记者”的职责是监督总统,但长期交往下来,总会因熟悉产生默契。对于很多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记者,总统能够清楚地叫出他们的名字,甚至了解他们的私人生活。比如点到一位记者的名字时,不等他提问,首先说:“我的心与你同在,我为你的家事感到难过。”原来是这位记者的父亲当天刚刚去世了。 所以,记者会的前半段,整个会场始终被盎格鲁撒克逊加美利坚的优越感笼罩着。 聆听奥巴马与欧美记者的对话时,我在大脑里不断地判断和调整:问题的设计和语言的组织,是否合乎政治环境、具备时效、符合中国媒体形象。我事先想好的问题,如果被别人提前问到,这时候就要迅速重新考虑。 有人会问,为什么非要争取这个提问的机会? 郭振玺总监常说,长期以来,中国媒体都是被西方媒体“绑架”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人对中东问题的了解,超过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了解,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天的国际新闻都是“巴解组织”“巴以冲突”,尽管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们关心的事还有很多。这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国际新闻都来自美联社、路透社,他们关注中东,而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只好让他们的视点决定我们的视点,他们的判断决定我们的判断。 我一直坚持举手,中国应该在这个全球瞩目的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 当前,我们的媒体影响力和国家影响力尚且不够匹配。《经济学人》杂志提到,此次伦敦之行,胡主席与奥巴马的会晤抢了整个G20峰会的风头,甚至比G20本身还重要。既然如此重要,最后的奥巴马新闻发布会上却没有中国媒体的声音,是不是很尴尬呢?这还不算,如果我们不问,会有外国记者按照他们的理解和观点提问中国问题,我们完全无法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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