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金红

造神运动在封建专制时代并不是什么奇特现象，因为历朝帝王就一贯标榜自己是神，是“天子”，并且依靠这种非正常手段来笼络民心。而在明朝，一群无耻的士大夫为巴结当权太监，却集体上演了一出丑陋的造神运动，贻笑万年。

这群无耻文人们要造的神是魏忠贤，也是明熹宗时最大的宦官，权势熏天，专断国政，以致有“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之说。要造神，当然还得有供神的祠堂庙宇。这显然难不倒这帮很会动歪脑子的士大夫，于是，全国各地的官僚掀起了为魏神仙建造“生祠”的政治运动。

第一个想出这个溜须绝招的是浙江巡抚潘汝桢。这个官场马屁精在天启六年五月在给天启皇帝的奏疏中说：“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颠倒黑白，涂脂抹粉，无所不用其极，令人作呕。但是，昏庸的天启皇帝不但欣然准奏，还特地为魏忠贤的生祠题写“普德”的匾额，用一个三岁小儿的政治智商为这场造神运动推波助澜。

第一个马屁拍响了，效应立显——马屁精潘汝祯擢升为南京刑部尚书。如此一来，善于钻营的其他官僚们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与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鹜，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每建一祠，多者用金银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有花费，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其间参与这场造祠运动，四品以上的官员就有：应天巡抚毛一鹭、蓟辽总督阎鸣泰、宣大总督张朴、山西巡抚曹尔桢、工部郎中曾国桢、京城巡视御史黄宪卿、顺天知府李春茂……就连大名鼎鼎的督师亦不能免俗。短短一年中，忠心于魏忠贤的那些官员们一共建造了魏氏生祠四十处，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海啸般的速度和工作效率。

于是，替魏公公修生祠已经成为当时官场上最流行的表态方式，别人建了，你不建，那就说明心中没有魏公公，那还要不要在官场上混？甚至有蓟辽总督阎鸣泰将这项运动做大做强，他一口气在辖区内建了七座生祠，花费白银十万两，创下了当时建造生祠的吉尼斯纪录。

有生祠，当然还要配上级别相当的名号，于是，在一个昏庸的皇帝和一帮无耻的吹鼓手的推波助澜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愈来愈多，愈来愈奇，诸如“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等等。把“千岁”、“九千岁”这些皇室勋戚的尊称用于一个太监，已经够出格的了，然而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据吕毖《明朝小史》记载，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在魏忠贤面前连干儿义子都挨不上，居然以干孙子自居，对他行五拜三叩头礼，口中高呼“九千九百岁爷爷”。真是斯文扫地，登峰造极。

魏忠贤和他手下那些疯狂且无耻的士大夫们，必将为自己的自负和谄媚付出代价。魏忠贤最后倒下了，不是倒在真理面前，不是倒在正义面前，而是倒在了权力更大者的权力下。崇祯即位后，将魏忠贤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