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管理

到治理的进步

将“城市管理”改称为“城市治理”；在新设立的城市治理委员会中，专门为“专家委员”和“市民代表委员”留了一席之地。

这是南京市日前传出的城管新政中的两大亮点。即日起至8月17日，《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草案)》(简称“草案”)在南京政府法制网公开征集公众意见。草案规定，市政府将设立城市治理委员会，委员会设专家委员和市民代表委员。此外，鼓励行业协会代表行业成员参与城市治理、提供公共服务。

停车难怎么缓解，渣土车怎么管好，街头摊贩怎么理顺，违法建筑怎么依法拆除……这是我们的绝大多数城市每天都必须面临的扰心事。城市管理是一门学问，弄不好天天出矛盾，惹乱子。管理者焦急，群众往往还骂娘。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发展带来的客观影响外，城市管理的落后模式是主要原因。但是，都晓得城管模式要改，怎么改，改到什么方向，莫衷一是。

我们不能不说，南京市这项“前无古人”的大胆创新，代表了该市不久前提出的“人的现代化”的方向。在人的定义上，富有行政管理、服务责任的主政官员，无疑最应该迈入现代化的门槛。他们理念的现代化，决定着城市管理的现代化，决定着被管理者即市民的现代化。

为什么“城市治理委员会”取代一个沿用多年的“城市管理委员会”，一字之差，就能够乐观地得出管理现代化的结论？

我们许多城市的主政者，长期习惯于管理城市。所谓管理，通俗一点说，就是依赖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把属下的城市和市民“管”住，“管”好。在他们眼里，权力是最好的管理手段，离开权力，城市就容易无序，群众就容易失控。

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期的需要，一种新的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应运而生，即强调地方的公共治理。以“治理”为代表的新理论范式提出了多元的、合作的和治理方式多样化的公共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特点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众参与二者整合而成，也就是说，让民间能够参与到过去由行政部门单独主导的城市管理中来，由过去的政府“一家管”变为社会各界“大家管”；行政权力的边界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政府部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而是干之前，得问问老百姓的意见；不要求政府整天疲于应付各种社会事务了，专心做好该做的事，其他公共性社会事务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民主共建，尤其是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彼此合作。这种新型的行政就是“治理”式的公共行政。

也许，提出“治理”口号的初期，地方政府特别是少数权力部门不会完全进入“角色”，有个磨合消化的过程，但一旦这个理念确定，具体政策逐步成熟，这个城市的公共治理水平将会得到大大提升。我们说南京的这个治理新政难能可贵，可贵的首要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公共治理不是一个字面的转换就够了的。南京的城管新政，既然进入立法层面，就有了刚性。如何彻底摆脱旧的城管模式，实现“管”到“治”的权力让渡，实现管制到服务的转型；如何让“市民委员”彻底摆脱花瓶的命运，真正地实现权利共享，决策共商，责任共担，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西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