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选校长”的新试点，到选拔标准的新变化，再到校长头衔的“职业化”……中国高校干部体制改革正在稳步前行。细数近一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和多所高校的新举措，不难发现，“公开化、专业化、职业化”已成为贯穿这一改革进程的最鲜明的标签。（8月21日《中国新闻网》）

长期以来，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通常由上级部门决定，今年教育部的“公选校长”试点，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由上级任命的惯例，成为大学校长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笔者看来，作为一种教育探索本身其价值毋庸讳言，但也必须要承认和正视，“公选校长”距离校长职业和高校去行政化其实还有遥远的一万米，要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我无意质疑“公选校长”的积极初衷和程序正义，也无法否认从上级任命的“惯例”到“公选”的确是一种突破，但在现实的语境下，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行政管理体制，都决定了“公选”的校长与任命的校长只是换了包装的“两朵玫瑰”，并无本质的区别——不信，请问“公选”的大学校长是什么级别？部级的还是部级，副部级的还是副部级，任职方式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大学校长官员化的“内涵”属性的改变——还不仅是大学校长，在大学内部，层层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对应着的是一级一级的官员队伍，让没有级别的大学校长去管理和领导厅级的院长、县处级的系主任，也忒不现实。

大学去行政化，首先要确保大学校长的非官员化，成为与职业经理人相似的、忠诚于学校而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职业校长。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大学”的目标。而有了这个前提，才能继续倒逼整个高度行政化的高等教育体制逐步脱离权力之手，走向学术自由和独立。只要大学校长实现了职业化，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中小学校长官员化的现状就会得到改变。

再专业的学者只要戴上了“级别的官帽”，都会受到体制的制约和束缚，官员的本色会远远超过教育家的激情。这几乎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去行政化还是要从根本的体制入手，不能将大学去行政化简单地理解为大学校长去行政化，更不能把大学校长去行政化操作成大学校长去“任命化”。否则，关乎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种种“探索”都会沦为形式主义和空中楼阁，中国第一所“教授治校”模式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的各种困境和被“招安”的现状，就足以证明一切。 陈一舟

“公选”的大学校长

是什么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