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庞大的工程，为那些艰苦落后的乡村送去了急需的知识型优秀人才，如今已在全国广大农村获得了遍地开花结果的喜人景象。这些大学生村官，虽然没有像武威的三牛那样在短短时间里就幸运地升迁，但却同样以诚实、扎实和平实的心态，将自己的命运深植于生活和工作着的那块土地里，他们的青春火花和奉献精神同样折射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清华精神……

你说是吗，三牛？

每年3月初是中国“两会”召开的时间。2012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是在3月5日开幕。7日上午，是甘肃省人大代表团的开放日，许多记者拥到了甘肃代表团的开会处，不承想到的是“三牛事件”再次成为记者们关心的热点问题。

这一天出来为“三牛事件”公开发表意见的是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同志。武威的“公选”是2011年12月9日正式在报上刊发公告的,两天后的12月11日，人们从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中知道了王三运出任甘肃省委书记。当人民网记者在开放日上问到“三牛事件”时，王三运书记非常肯定地回答，我认为这是很有勇气的，是很有智慧的，是很有激情的，也是很有作为的一项举措。我对这个事评价很高。

这也许是官方级别最高的人物就“三牛风波”所作结论性的公开表态。之后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就这一事件还有什么奇谈怪论。

然而就在王三运书记向中外记者阐述对“三牛风波”看法的同一天，武威的火荣贵书记也在他们组织部举办的“公选”干部培训班上发表了一个长达3个多小时的讲话。全部内容录音稿是我在采访结束回京后见到的，读后令我心情难平……

火荣贵在这次讲话中讲的几件事，我在写作时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能不能发表。他说，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有“家丑”并不等于我们武威比别的地方更“丑”，西部有些地方比我们这儿可能更严重。

我相信他的这一说法。

事实上中央为什么在近期一再提到“解放思想”的问题？是因为中国通过3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进程初期阶段的奋斗历程，国家比以前强大多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我们的经济总量实力进入了“世界第二强”。在这样上台阶的重要历史阶段，社会各个方面暴露出的问题则更多，更让我们常常措手不及、难以应对。转型时期呈现的许多社会矛盾和心理冲突，纠结在一起时，会变得很敏感。一件小小的事情、一个看起来不足挂齿的人的某种行为，都能引发社会公众在心理上动摇对国家、对民族的基本感情，甚至对我党的执政能力和现实生活产生颠覆性的基本价值判断。这难道不是非常危险吗？

另一方面，许多人看到今天的中国如此强大，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快超过发达国家的一些地区，认为还有什么必要再谈“解放思想”的事！其实这部分人的这种想法同样危险，因为他们看不到国家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发展的机遇与困境，依然抱着守旧的意识在等待天上掉馅饼，或者顺着潮流碰运气，其结果是他们的思想更加僵化、更加故步自封，即使上帝给他喜马拉雅山冰雪融化的推力也白搭。

还有一种人的意识和思想更危险，甚至可怕：他们吃的穿的和享受的，皆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好处，皆是我党英明领导和全体人民努力奋斗带来的好处，但他们仍然不能满足，缺乏基本的感恩之心和感激之情，总是站在极端自私、极端狭隘的立场上，在窥测和挑剔执政党和执政者及社会进步中的每一个边角的、边缘的、非主流的问题，进行无限度的放大和歪曲，总是以所谓的“进步”“文明”“人性”“仁爱”“公平”等等好听悦耳的话语，来对现实的今天横加指责，从而达到满足个人的个性和利益的目的；有的甚至不是从基本的利益和基本的价值出发，只是抱着让社会“好看”、让执政者出丑的心态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某种“诉求”，细细拨开他们这种所谓的“诉求”的面纱，会发现竟然是那么的无聊和低级。但我们万不能小视这种无聊和低级，因为它常常被反动的、落后的、敌视我们的势力所利用。这种人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并没有直接代表着敌对势力的利益，但其实是在帮助敌对势力实现着他们不可能实现的某种阴谋和目的。这不是更可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