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会近日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案，禁止向个人发送市场推广类短信等垃圾信息，违法发送垃圾信息的机构或个人可能会被重罚100万新元，约合514万元人民币，每条最高1万新元，约合人民币5万多元。同时，新加坡政府将成立个人信息保护署，负责处理这一法案的相关事宜。

对于新加坡严惩垃圾短信的做法，不少网友表示“羡慕嫉妒恨”，希望能好好向新加坡学习。这样的民间反应折射出公众对垃圾短信的厌恶之情，也表明我国对于垃圾短信的整治工作并不令人满意。

形形色色的垃圾短信令人不胜其烦，这是公众最直观的感受。而若更深入地探讨垃圾短信的实质，则其同隐私权乃至信息安全等紧密相连。诚如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长雅国所言，新法案将增强新加坡作为区域信息处理枢纽的竞争力，也有利于缓解个人信息滥用给新加坡人造成的困扰。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能否建立起规范的信息传播秩序，确保信息安全，甚至关涉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和未来。

但就我国眼下的情况来看，对于垃圾短信危害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甚至对此类乱象有纵容之嫌。一些颇为耐人寻味的例证，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譬如在广州，一名手机用户因为不堪忍受垃圾短信骚扰，曾将运营商告上法庭。法庭上，戏剧性一幕出现了：被告方律师称，接到传票后，已将原告列入一份“红名单”，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再向原告发送广告短信。并且，按照被告方律师的说法，“那份红名单基本都是省领导、市领导等级别的人，原告能受此等待遇，可看出我们的诚意！”如此说来，电信运营商不是不能控制垃圾短信，为何垃圾短信依然泛滥？个中原因令人浮想联翩。今年的央视“3·15”晚会亦曝光了中国电信为垃圾短信大开方便之门，并借此敛财的情况，但即便如此，垃圾短信依然泛滥成灾。

新加坡的严厉措施学起来并不难，难的是拿出像人家一样整治垃圾短信的态度，难的是拿出“打老虎”的决心。若不肯放弃一个“利”字，若不肯为民生向强势利益集团叫板，那么人家的东西再好也是人家的。就算被迫出台了一些看似严厉的措施，最终也会在执行中走样，公众收到的垃圾短信，一条也不会少。

晶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