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小姑娘的这句话一下子把我逗笑了，她说：“你能想到吗？一个卖农机具的厂家，就可以给村长几万块钱。”

“农民买什么农机是自己说了算，卖农机具的把钱给村长有什么用？”我问。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反正当上村长的人是不会让这钱白花的！”

我突然想起前不久谈到选举村长方法时，焦镇长和我说过的一句话：“把最先进、最民主的方式用在了相对落后的地方，使农村的各种矛盾更突出了。”

又见村长

吃过早饭，看看手表，已经快9点了。昨天在罗子沟镇下车后，自己找了个店住下了，没有惊动书记和村长。今天应该上村里了，大年三十儿再走访看望贫困户就太晚了。我拿起手机给何书记挂电话，手机通了，不错，何书记接电话了。我问他：“你在哪？”

他说：“在家。”

我问他：“你在哪个家？”

他回答我：“在罗子沟呀。”

我说：“你怎么没回天桥岭过年？”

他说：“那边的房子也是地房，还是冷山，屋子里太冷，自来水都冻了，只能是在这边过年了。”

我问他：“你爱人来了？”

他说：“来了。”

其实现在有些人对家的观念已经越来越淡，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人在哪，哪里就是家。

我问他：“你现在在做什么？”

他说：“正在架火，还没有吃早饭。”

我说：“早饭怎么吃这么晚？”

他告诉我：“现在冬闲，吃两顿饭。”说完这话，他像似突然反应过来，问：“你是不是来了？”

我笑了，说：“是，我已经到了。”

他说：“等着我，吃完饭我马上过去。”

不到一刻钟，有人敲门，我以为是何书记来了。打开门一看，却是村长金日，笑呵呵地进来了。显然是何书记给他挂了电话。

“韩处啊，你还是挺守信用的，果然来了。”金日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

我说：“我上你家过年，你不怕麻烦就行。”

金日侃快地说：“现在过年，谁能吃多少呀，不就是图个热闹嘛！也就多摆双筷子的事。”

坐下以后，我问他：“怎么样，工程的事都忙完了？”

“早就完事了，别的也没干，就待着了。”

“怎么样，今年能收入个十几万吧？”问这话，我并不是关心个人的隐私，只是想知道作为一村之长的他一年的收入情况。

“老伴在韩国干了半年，是在饭店里打工，一个月差不多一万元人民币，她在韩国是和姑娘一起租的房子。去掉租房子、吃饭、上下班坐车，剩点钱都搭在姑娘身上了。回来没见到她的钱。金虎上韩国是在一家汽车座垫厂打工，一个月合咱们的钱能挣一万二，但他去的时间短，别说没挣到多少钱，就是挣钱了，也是给他媳妇。听说他还要换工作。”

我说：“我只想知道你当村长的收入情况。”

老金腼腆地笑了：“我今年没怎么干，也就干了三个多月，十万块钱吧。”

“在农村，一年收入十万块也不少了。”我说。其实，我不想和他讲，像我这样在省直机关里的一个有40多年工龄的处长，全年收入也不过就六万块钱。

老金叹了口气说：“还没全拿到手，工程款外面欠的有七八万。”

“听说城里现在搞工程的都怕拖欠，老板给干活的工人一天一开工资，明天不开资，马上就走人。”

“咱们这和城里比不了，再说我的工程都是给个人干的。”老金说：“过年了，今天还答应给我点钱。”

正说着，老金的电话响了，让他到信用社去取钱。

老金说：“我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

与何书记交谈

十点多钟，何书记来了。脚上穿着一双现在很少能见到类似靰鞡的大棉鞋。那鞋又胖又肿，与室内的温度和气氛极不协调。我问他：“家里冷吧？”

他说：“可不是咋地，天也冷，屋里更冷了。”

我问他：“你爱人也来了，把女儿、女婿扔在天桥岭过年了？”

“他们去年就不在天桥岭开馒头店了，两人上大连那边去搞塑钢窗了。把孩子扔给我们了。”

“年轻人不做啃老族就不错了，他们愿意做什么就让他们去闯吧。”

何贵春苦笑着说：“他们不自己闯我也养不起呀。”

我问他：“你去年总共收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