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一九四二

王振洲

我至今不吃鲇鱼。这缘于1942年看到的一幕惨状。那一年先是大旱，入伏后又下起连阴雨，黄河水暴涨。国民党在花园口扒堤后的新河道没有修堤，洪水漫出河漕，冲向田野，冲向村庄，在上游被洪水淹死的人和牲畜的尸体在浑浊的水中沉浮，遇到障碍物就停在那里。没有旱死的低秆庄稼全被淹死，只有高粱在洪水中挣扎，到成熟时高粱地中还是一片水，一片泥，收下的高粱穗得抱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一天我跟着家里大人去收高粱，快收到西头那棵大柳树附近时，一阵风吹来股臭气，放眼望去，看到洪水冲成的一个坑中还有水，几条鲇鱼正在吞噬着坑中一具腐烂了的尸体。臭气和惨状使我扭头就跑。从那以后，一看到鲇鱼我就感到恶心。

旱灾、水灾，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强征暴敛，群众的苦难真是雪上加霜。贫困的人家往年都是到青黄不接的春天才出外逃荒或借高利贷。1942年的饥荒却来得特别早，入冬不久就不断看到逃荒要饭的。我们村的情况好一些，因为在洪水退去之后，不少人家往稀泥地里撒了些名为耙齿蔓菁的种子，入冬时蔓菁已长有指头般粗细，根和叶子都可以吃，半饥半饱的日子使很多人羡慕，村里五个三十多岁的光棍先后从原武县（现在的原阳那时为原武、阳武两个县）娶了带着儿子或闺女出嫁的寡妇，那地方饿死人之多可想而知。没有种蔓菁的人家可就惨了。村里一个叫马驹的，三十多岁年纪，因为两口子都不善于过日子，家中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饿得实在受不住了，一天深夜，马驹趁人家熟睡去偷了二升高粱。由于内心恐惧，身子虚弱，连饿带冻，没走出人家大门就摔倒在雪地里。第二天早上主人开门时，他的身体已经冻僵，没有了气息。

1942年的冬天风多、雪大，冷得出奇，太阳好像也冻得没有了热力，好晴天积雪也一点不融化。这天又下起了大雪，我们正在屋里烤火，门外突然传来带泣的求告声：“大爷、大娘，给碗热水吧！”站在门外的是一个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孩子，身上的破烂衣服都冻硬了，不停地打着哆嗦。父亲让他快进到屋中暖和暖和。那时家里没有暖水瓶，哪有现成的开水，在为他烧开水期间，他告诉我们，他家是原武县的，和母亲一块出来讨饭，因为雪下得太大，母子俩躲到村子北边的“炮台”里避寒。母亲不知得了啥病，已经一点也动弹不得。水烧开以后，一向怜老惜贫的父亲拿了两个糠菜馍向那个孩子说：“走吧，我看看去。”父亲回来时连说：“可怜，可怜，那孩子他娘断气了。”母子俩栖息的所谓“炮台”，是国民党军队修的碉堡。这种碉堡附近每个村边都修有一个，水泥墙有一尺多厚，三面留有“枪眼”，中间能容下十几个人。碉堡是为抗日修的，那“枪眼”中却从未打过一枪一炮，日本鬼子未到，驻守的国民党军队早已没了踪影。因为碉堡顶厚、墙宽，夏天里面特别凉快，成为村里孩子们玩乐的场所，但从那个孩子的母亲死在碉堡里后，我们再也没敢进去玩过。

以上是个人小范围内的亲历亲见，至于1942年那场大灾荒其他方面的情况过去则知之甚少，直到不久前看了《瞭望东方周刊》登载的是谁揭露了1942年灾荒的真相一文，才有了更多的了解。文章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那场大饥荒河南饿死了五百多万人，但新闻媒体很少披露，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因为发表了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被勒令停刊三天。总编辑王芸生向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都是谎报滥调，蒋并严令河南的征收不得减免。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福尔曼听到《大公报》因报道河南灾情被停刊三日，深受震动，决定到河南实地调查。在河南他们看到灾民们吃草根和树皮，卖儿鬻女，狗在路边吃死人的尸体……与灾民们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地方官员和驻军仍然肥吃海喝，在他俩离开郑州之前，官方设宴招待，酒菜之丰盛令其吃惊。但这招待没有动摇他俩揭露灾情的决心，1943年3月22日《时代》周刊发表了揭示河南灾情的文章和告片，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白修德的报道使当时正在美国的宋美龄恼羞成怒，在国内拿记者不当盘菜的她竟要求《时代》周刊解雇白修德，不料对方给她扮了个长脸，断然拒绝。

目前反映河南那场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正在全国热映，导演冯小刚在首映发布会上说：他之所以拍摄这部电影的原因之一是觉得有必要给观众补上这节历史课。这一课补得好，不忘昔日的苦难，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好日子，倍加努力地工作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