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阳

公元前1042年到公元前1021年间，已无从查考何人铸了一尊青铜器，只知这尊青铜器刻有“何”姓，称为“何尊”。何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考证是西周初年的器物。它的价值还不仅在历史的久远，而在其内底刻有铭文，铭文12行，122字。大意书写了铸尊何由——前1038年，周成王对武王进行祭祀，并于宗室训告中讲到何的先父追随周文王，文王受天之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告祭于天。并重赏何氏。可见何尊之铸在于纪念。但我关注到它的价值还不在距今约三千年的文字对于家族历史的记载，而是三千年前的这122个字中，有这样一句：“余其宅兹中国”。“余其宅兹中国”中的“中国”，历史学家的解释多指政权的中央之国。而依我浅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一词的最初由来。

何尊铭文中的一句或可也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中国”之“中”，在我以为，更多地来源于地理概念。

或者干脆来源于天文。

登封观星台是一有力的见证。

因在河南郑州居住四十年，登临不计其数。现存的登封观星台，位于郑州西南81公里处的登封市（属郑州市）告成镇。登封，告成，一看地名就有来历。登封观星台，其实包含周公测景、观星台、周公庙三部分。其中周公测景台建于唐开元年间的723年，观星台则建于1276年，周公庙为后人纪念而建。五百多年的日月相隔，郭守敬仍然选址登封，而且建立了一个13世纪中国颇具规模的天文仪，当然正如英国李约瑟所言，或受了当时阿拉伯天文仪巨型化潮流的影响——11世纪至15世纪，天文学家伊本·奎拉加，以及撒马尔罕各建有彪炳史册的天文台，但其根本还是应从本源去找，比周公测景台建筑更早的是《周礼·地官·大司徒》的记载：“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周礼》成书于战国，大约公元前476年至265年间，较之“何尊”之“中国”之文，《周礼》中的“地中”是一地理的释义。当然今天我们与“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的年代已相距遥远，但无数次站在周公测景台前，感念于心的仍是《隋书·天文志》跃动的一句话“昔者周公测影于阳城……”，站在登封告成这一古阳城遗址之上，回味这句自历史深处迸出的话，有壮怀在胸，可与天宇共鸣。

所以我理解宋人范仲淹《和人游嵩山十二题》之《中峰》的感慨：“嵩高最高处，逸客偶登临，回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念此非常游，千载一披襟。”千载披襟，何其壮丽！这还只是一个逸客旅人的匆促感受，而我，一个在黄河南岸居住三分之一多世纪的人，对它风物中蕴藏的文化的深情可想而知，观星台之天文地理观固然已随着科学的发达予以更新，“地中”说，在14世纪之后由于所依据的“地平”观念的解体而不再提，但“地中”说留下来的均衡、规则、有序的美学观念，“中国”之“中”延伸而来的天人合一、中正仁和的道德法则却留传下来，经久不衰，直至长成我们文化的血统，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得到体现与传承。这可能就是周公测景台大门影壁上的四个大字的意义，——“千古中传”。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建立的照壁上书的这四个字，有大义存焉。“千古中传”，一句话，真的是文接千载，千古为旧，传而为新，中间的“中”字，承前启后，续旧拓新，这个“中”，是空间地理概念同时，又接续了一个大时间的概念。

大时间所接生的。观星台只是其中的一个。仅登封一地，仅建筑一项，还有初祖庵、少林寺常住院、少林寺塔林、少室阙、会善寺、嵩岳寺塔、嵩阳书院、启母阙、中岳庙、太室阙等，它们分布于嵩山脚下近50平方公里内，准确地说，在太室与少室两山之间，同属嵩山世界地质公园保护范围。上述所列“8处11项”虽散落于历史的不同时段，却共同坐落于登封一地，大时间与大自然展开的共同怀抱，拥簇着它们大小儿女。这里，人文与自然交融，建筑与历史呼应，信仰与科技并举，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伦理宗教的物化载体，我们可以触到文化、政治、天文的外化结构，我们可以认知到不同的思想体系——这一以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为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方圆约50公里的区域，竟集中了如嵩阳书院的儒教建筑，如中岳庙的道教场所，如嵩岳寺塔、少林寺、会善寺的佛教建筑，以及汉三阙与原祠庙结合的至今仅存的礼制建筑，由于历史的悠久、战乱的频仍，今天我们已很难在一个不大的文化区域中见到儒、道、释三教并存的人文景观，而同时又有礼制之建的并置共存，中国乃至世界我想只有登封一地，自汉至北魏，至唐、宋、元、明、清，其间几千年的天文、人文集中于一片星宿般的古建筑群落中予以对话式地呈现，我想，三千年间，能够做到于此的，只有一个中原。

中原精神在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中得到了极其直观而鲜明的体现。

所以我非常赞同“天地之中”项目申遗补充文件中所述，“关于‘天地之中’的认知首先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一种古代的对于人类生存最基本环境——天与地的真相和规律的科学探索过程和结论”，然后才有政治与社会的尊崇与跟进。对于大自然界的最原初最真实的认知，或许源于人类对于宇宙外物的一种探求的理想，正是这种理想，化解了宗教之间可以想见的纷争，化解了朝代更迭时不可回避的破坏，化解了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儒、道、释思想的并存共生。三教建筑各个分布坐落，是三种文化思想脉络和谐相处于一地的最好见证。我们常说一方水土风物，常讲一种文化气场，常念一种“场所精神”。那么，登封“天地之中”，这个方圆50公里之地，所由建筑言说的“场所精神”，其内核，只是我上面所讲的“天人合一，中正仁和”吗？当然是，但还不够，中原之地的儒道互补，兼容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新，难道不是在一个大时间段落中由这些具体的历史建筑群所体现的精神？由此辐射扩展，这种精神，不止中原，整个中国的文化留存都能找得到它的影响，只不过，在这里，中原，是中国的腹地，是重瓣的花蕊，是深静的本源。

拿在手中的这份书稿，正是力图揭开中国之“中”的历史内涵与精神本源的文化追踪之作。这一部书，因其内容的丰富与体量的强硕，使我无法将其视作是一部单纯申遗的实录报告。之于诚挚地面对现实记录生活的报告文学而言，它的文化含量与历史分量也是难以估量的，而且必须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显出文化书写的深层价值。作者赵富海先生长年生活于郑州，他近年的“老郑州”系列已出三部，部部勘探功夫了得，赵先生虽已是一位近七十岁的老人，在古稀之年，他以一系列探讨与纪录文化的作品，完成了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作家向文化学者的华丽转身。当然，据我所知，这部书稿他易稿五次，三年写作与修订长度，足见其对文化的用心，事实上，我手头翻阅的这份书稿也已有三稿之多，从初稿、定稿，到校样，每一遍，他都认真修改，不肯轻率，其间，学者同仁与出版方面多次催促，想趁申遗成功后重磅推出，但都被赵富海先生婉拒，他追踪事件，采访大家，研究历史，实地勘探，并将个人的文化情怀倾注于文，单是他参阅的文化学建筑学以及历史学考古学的著作，其厚度便可以尺丈计算。数次我们一起探讨中原中国，他热烈而赤诚的样子令我感动，他说：“你知道你曾有句话打动过我吗？”面对我的茫然，他认真地重复着这句话——是：“历史的耐心！”

诚然，历史是有耐心的。一千年两千年的建筑群落，并不是哪个人、哪一个朝代所能完成的。但是历史完成了。历史是有耐心的，事关一千年两千年乃至三千年的文化论证，也并不是哪一个人、哪一团队能够完成的，然而历史将它完成了。完成它的天时地利像是天地已安排好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中原文化中的“中正仁和”，得益于这样文化中长起来的人。历史耐心地等待着山川水土，等待着人文风物，等待着前来探索求证它的核心的那些人，那些将文化注入血脉而又将血脉回注文化的一代代的人。他们披星戴月，他们皓首穷经，他们不计得失，他们身体力行，这些历史中人，在历史的追述中，创造着更大的历史。历史，有谁说，只是固化、外化于我们的物，只是一个个建筑，一个个事件，一个个人物，当你以“生命”的眼光去看待历史时，历史就不是一个个散在的存在，而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当这样心情去对待历史时，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身！这也是一个“天地之中”的群落，这个群落，是一个个的人，一个个人的灵魂，一个个人组成的民族的文化精神，这个群落，一直在文化中坚韧地存在，并推动着历史的前行。

是呵。中原之大，中国之大，回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的，何止一周公，何止一个范仲淹！

中华文化之所以至今生生不息，正因有历代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者，赵富海先生，无疑是他们中的一个。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