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丢书

唐宝民

1938年初，刘文典托英国大使馆的朋友买到了一张船票，独自化装出行，辗转天津、香港、越南海防，最后进入云南，5月20日到达文理学院所在地蒙自，看到国旗后，立即三鞠躬，泪流满面。刘文典当初收藏的四大箱文化资料和图书、手稿，由妻子张秋华和次子刘平章带出，带到香港后，存放在刘文典的一个学生家中。当妻子把存放文稿的事告诉刘文典时，他一听就急了，对夫人说：“这些书稿倾注了我一生的心血，宁可损失绫罗绸缎，也不该把书留在香港！”不幸而言中，珍珠港事件暴发后，香港沦陷，刘文典那四箱子书全被日军掠走，下落不明。据刘文典的学生郑观山讲，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行政赔偿委员会于1947年11月致函云南大学，告知刘文典当年丢失的四箱书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发现，要求刘文典填报财产损失报告单及申请归还表格，然后寄回赔偿委员会，由赔委会与有关部门交涉。刘文典得此消息后特别高兴，便立即准备好各种手续，结果后来内战越打越激烈，国民政府即将倒台，自然也就无人理会了。1961年，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曾经给周总理写信反映这件事，得到总理办公室的回复是：“鉴于中日关系未恢复正常，暂时不宜提这件事。”此事因此无果而终。

在清华，陈寅恪的购书之多是尽人皆知的，他曾花2000元买到一套日本印制的《大藏经》，在离开清华时，本想带着，无奈体积实在庞大，只好舍弃不顾，只能先把书桌内外的手稿及书桌周围的书籍匆忙收拾起来。这些只是陈寅恪藏书的一小部分，留在清华园中的《大藏经》及其他书籍全部下落不明。由长沙经香港、安南赴滇时，陈寅恪把自己的藏书装进了两只大箱子，交由铁路部门托运，然而，怎么也没想到，箱子托运到蒙自时，打开，看到的竟是几块砖头，所有的书都不翼而飞了。1955年，陈寅恪收到越南华侨的一封信，说他曾在海防买到了陈寅恪所藏的《新五代史》批注两本，陈寅恪看到此信后特别高兴，无奈当时越南禁止书出口，无法带出，只好等待时机。哪知后来战火四起，那位华侨收藏的数千种书籍化为灰烬，陈寅恪批注的《新五代史》也在其中。

两位大师所丢失的，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书本，更是一段历史，一段文化，所以更让人痛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