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果我不是大厨，那就同时请几个厨子来做，这几个厨子他不可能同时炒老板鱿鱼的，所以我的这个饭店就相对安全。当然，我同时请几个厨子成本就会增加，但是比一个厨子能够威胁到我关门还是要好得多。所以，我基本上就在那个领域中一下子培养了四个人，从此以后在那个领域中间就从来没被炒过鱿鱼，就是我没再被员工炒过鱿鱼。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领袖，最重要的是在对方“掐”到无比痛苦的时候，也要想他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除非碰到刚才我说的那个例子就没办法了，那不能把整个机构给毁了来满足一个人的欲望吧。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我的管理团队或者我的员工跟我“掐”一定有某种道理的，我必须在一个心平气和的角度，想想做领导就是受委屈，领导人是所有员工和管理团队的服务者，而不是领导者，当我这样反过来想的时候，他们“掐”我也是理所当然了。

管理学上有一条著名的定理是“没有平庸的人，只有平庸的管理”。我前期犯的管理上的失误，还好暴露得及时，我又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才没有造成更坏的影响。如果当初在管理上还是因循守旧，精打细算，每次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这种现象后期还是会出现的。一直以来，对有能力的人，我一般都会安排合适的岗位发挥他们的长处；对犯错误的人，一般是悉心教育；对待有大功劳的人要重奖、要提拔，这样就形成了新东方后来的积极向上的团队力量。

学生选择了新东方，我们就要做得更好，学生来听我的课，是学生对我的恩惠，每次讲完课我都会向学生鞠躬表示对学生的尊重。这种尊重是相互的，学生来新东方学校也是付出了时间和金钱的，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尊重他们。如果说新东方学校与其他学校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商业化，没有那么世俗化，我们还保留着许多人情味。

开办培训学校的前几年，我既要讲课，又要搞管理，还要应付招生的事情。这是我最累、最辛苦的一段时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管理模式。

新东方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严格的管理，或者说基本上就不需要管理，都是按着我的想法，想到哪做到哪，遇到事情就解决事情。每天的工作都是必须完成的，睁开眼这些事情就摆在那里等着我。

第一，我所要做的就是带着老师走进教室上课；第二，我得租一个地方做教室，这个地方当时我们用得最多的是北京大学电教中心。电教中心主任跟我关系很好，而且房租的价格还不是最高的，所以上课的地点也安定了下来。后来新东方做大了，这里的教室不具备发展的需要了，我就去寻找更大的教室，再到后来建立自己的教室，这都是后话了。

那个时期也就十个老师左右，基本都是全职，也有兼职的，比如北大的这几个老师就是兼职的。因为所有的课都集中在晚上和星期六、星期天，所以平时都很清闲。那么有几个新招进来的老师就转变成全职的，他们都是研究生毕业，到我这里来应聘的。

到了1993年，新东方成立的时候，新东方的学生已经很多了，就是同期已经可以开八到十个班，这些全职的老师就足够合理安排课程了。我当时采取了一个政策，因为学生招得多了以后，收入完全可以满足我的费用支出了。当时代课的老师差不多是150块钱一节课，我这里就给200，外面300，我这就给600，这样的话，因为我给的工资高，我的老师很自然地就会安心地在这儿工作了。

用好人情这笔人生财富

1993年年初民办学校基本都归成人教育局管。当时我刚开始去申请办学的时候，他们说我办学是不合格的。为什么不合格呢？他们说，创办民办学校包括培训机构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副教授职称的人出面；第二，原单位必须同意并出具证明。

这两个条件我都不具备，首先我不是副教授，只不过是北大的讲师而已；其次，我已经从北大辞职了，北大怎么可能给我出具什么办学的证明文件呢？所以这个办学的事情就僵那儿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和人打交道，也有了一定的人际交往经验。每到没课的时候，基本上每隔一两个星期，我就到成人教育局去一趟，也不提办学的事情，就坐在那儿跟他们抽根烟，聊聊天，侃侃大山。

当时民办教育科的主任姓马，这个人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人也特别好，比较容易相处。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我这个人挺不错的，后来他就主动提出来帮我解决办学校的事情。他说：“你不是想办个学校的吗？”我说：“是啊，不过你们不是说我不合格的嘛。”他说：“没事，我们还是有办法把它做成合格的。”我就向马主任请教做成合格的奥妙所在。他说：“你是北大的讲师，相当于别的大学的副教授，你可以不到北大去开证明，你的档案现在存在国家人事部人才交流中心，你让人才交流中心给你盖个章就可以了。”

我的档案从北大转出来就放到了人才交流中心，我基本都忽视这个事情了。得到高人指点后，我喜出望外地跑到人才交流中心去了，结果他们根本不给我盖章。他们说给你盖了这个章你去办学，万一你拿着钱跑掉了，出现问题不还得找我们来吗。所以就是不给盖。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人才交流中心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就想到看看能不能托别人的关系打通这个门路。

我当时的社会关系很少，其实也找不到人来帮我，但是有的时候命不该绝，就有人救。我从人才交流中心往外走的时候，一个小姑娘站了起来和我打招呼说：“俞老师，你怎么在这儿？”我说：“你怎么认识我？”她说：“我在你的托福班上课。”真是有贵人相助啊，我对她说：“你看，你上的托福班叫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那不是我自己的，现在我想办一个自己的学校，但是需要有一个单位给我盖一个章，表示同意我办学校，我的档案就存在这儿，只能这儿盖。”她说：“俞老师，你别说了，我进去给你盖。”

小姑娘的办事能力挺强的，进去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鲜红的公章工工整整地盖在文件上了，人才交流中心同意俞敏洪办新东方学校的章就这样出来了。我再到教育局备案就顺理成章了，当时办学校注册资本一分钱都不要。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资本为零也照样给办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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