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等认为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兵暴后，兵力更为孤单，无外部配合接应，极有被消灭的可能。因而没有采纳和执行李杰夫的意见。

一营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该部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曹润华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安插自己的亲信。该营四个连长，被换了三个。1932年春节刚过，曹润华又作出一、二营互换防地的决定，即将一营再向西南山区移动百余里，进驻甘肃省徽县、成县一带。但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次换防却成为一营兵暴的引发点。已是阳春三月，但陕西西部山区，冰雪未化，寒气逼人。冷风中一营士兵的衣衫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连鞋袜还没有穿上。当他们听说队伍要拉出陕境，开往甘肃省徽县、成县，并得知那里更是山大沟深，气候严寒时，一股抵制换防的情绪迅速在全营蔓延开来。

习仲勋急在凤县西门外召开营委会，商议对策。他认为，党组织基本可以控制队伍，士兵政治觉悟提高，向往光明。特别是换防的消息传出，全营出现了强烈的对抗情绪，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他进而分析，一营驻防地远离团部，周围驻军又少。虽然驻甘肃徽县、成县的本团二营受团长节制较紧，但二营营长杜子材曾在中共党员许权中部任职，在军中时间长，能打仗，有一定的进步性。因而，利用换防举行兵暴，拉出队伍，是极好时机。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派刘书林、张克勤速去西安，就举行兵暴问题向中共陕西省委报告。中共陕西省委同意了一营委意见，并决定立即发动兵暴，兵暴后将队伍带到陕甘边苏区，与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扩大红军力量。为加强领导，省委决定派遣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随张克勤一起赶赴凤县，以省委特派员身份直接指挥此次兵暴。

兵暴发动的当天晚九时左右，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在北街一个骡马店内主持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吸收担任排长职务的党员参加。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省委关于举行兵暴的决定。他在讲了全国和陕西的革命形势之后，特别提出，举行兵暴的时机和地点是在两当进行，还是到达徽县、成县后进行，和大家商议。习仲勋等认为，还是在两当举行有利，避免夜长梦多，发生变故。营委遂决定兵暴在当夜12时举行。

12时许，兵暴一声令下，三个连同时行动，迅速将原任连长分别击毙，并按命令收缴了一些排长的枪支；三连排长许天洁在击毙该连连长张遇时时，将同屋内一位营部副官一并处死。午夜枪声，迅速在两当县城引起震动。营长王德修听到枪声，即带警卫班翻墙而出，又反身朝凤县方向逃去，待起义士兵赶到时，已人去房空。吕剑人带一连士兵包围了机枪连，因该连已有防备，并在房门口和房顶上架起机枪，一连士兵连续进攻未果。已到鸡叫时分，集合号响起，各连按规定到县北门外集合。当日，该营三个整连和机枪连部分兵力约三百多人被带了出来，兵暴初步成功。为了避免意外变故，营委决定兵暴队伍趁天未亮时撤离两当，因而只简单作了动员，队伍就顺着一条小河向北急速进发。

北 进 失 利

刘志丹在陕甘边一带领导的农民武装，到1931年上半年发展到三百余人，组成南梁游击队。同时，中共山西省委领导建立的晋西游击队，在国民党军队的进剿下，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也发展到三百余人，改称陕北游击支队。1931年10月，这两支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林锦庙会合，于1932年1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支以中国工农红军冠名的红军游击队，此时正艰苦征战于渭北地区。在两当兵暴发动之时，刘志丹已得到省委指令，带陕甘游击队一部进抵陕西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勋等领导的两当兵暴队伍。

习仲勋、刘林圃等率两当兵暴队伍，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两当县以北的太阳寺，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和作战，已十分疲惫，即传令就地休息，埋灶做饭。

饭后，习仲勋召集营委开会，讨论部队改编、干部配备和行军方向问题。会议决定，将暴动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进才任支队长，刘林圃任支队政治委员，习仲勋任中共支队队委书记。

尽管一开始就确定兵暴成功后即将队伍开到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合，但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仍不免出现思想和认识上的分歧。若干年后，习仲勋曾谈到当时的复杂情况：“兵暴后，在队伍往哪里去的问题上发生了两种意见，一是主张解决驻在甘肃省徽县的二团团部后再去打游击；二是认为这是冒险计划，主张到陕西省麟游一带打游击。后来又有同志思想动摇，提出依存于军阀刘文伯休息整顿。但多数同志却认为，我们既然脱离杨虎城，再去投刘文伯，那又何必兵变呢？主张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最后与陕甘游击队会合。如果联系不上，就开到三原县武字区，配合农民运动。”

按照预定计划，这支脱离国民党军阀统辖的武装，在两当县北的太阳寺举行了改编大会，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正式成立和干部任命。刘林圃站在一个石磨盘上高声发表讲话，他说，两当兵暴后，我们已成为革命的军队。我们要开往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编为红军。大家要遵守红军纪律，不准抢劫，不准侮辱妇女，打仗要勇敢，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消灭沿途阻击我们的敌人。他的讲话，得到了支队官兵的一致响应。暴动成功了，但这支队伍日后的行军和作战是异常艰苦的。数日内行走于终南山、北山的荒野梢林之中，常常阴云蔽日，气候异常，有时连方向也难以分辨。支队政治委员刘林圃，只是用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简易地图，指挥着三百多人的行动，对沿途的敌情更是一无所知。这些也为最后部队的失利埋下了阴影。

支队官兵疲惫不堪，各连自行休息，安排吃饭。但是，他们没有料到，支队的宿营地正是大土匪王结子的老巢。王结子本人就住在岳御寺附近卧牛山北边的底角沟，各村都安有坐探。十时左右，许天洁发现支队已被二三百步骑兵包围，即紧急指挥各连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进攻，并迅速占领了北面的土岭阵地。接火后，敌凭借兵力武器优势，步步逼近，激战数小时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失去战斗能力。最后，除少数人跑出外，其余均被缴械。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等几经辗转返回西安，旋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刘林圃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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