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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风“反右”期间，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冯白驹和古大存因对上世纪50年代初的“反地方主义”提出质疑，受到批判，由此有了广东的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加之有人建议在组建海南区党委班子时过多地提名海南籍干部，被主观地认为存在着一个“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于是省委于当年12月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报经中央批准，撤销冯白驹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撤销古大存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第二年，又以古大存对其错误处分不做任何检讨，对处分不服为由，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常委、副省长职务的处分。

这两次“反地方主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尤其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紧接着的反右派斗争之后进行的，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搞错了，有的处分偏重。广东的同志一直对两次“反地方主义”有意见，多次提出要重新审查古大存和冯白驹的问题。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决定对这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并希望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都要正确对待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解决“反地方主义”问题遇到了省委几位领导的极力反对，但习仲勋还是坚持复查这一历史积案。当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心存疑虑地问及此事时，习仲勋坚决地回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1979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向全省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但是，由于两次“反地方主义”牵涉面广，历时时间长，复查起来非常困难和复杂。习仲勋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然关注这一案件。直到1983年，在陈云、黄克诚和习仲勋等人的关心过问下，中共中央于这年2月9日发出《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撤销1957年12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

这一案件复查后，一大批因古大存、冯白驹错案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也先后恢复名誉，全省撤销了原定处分的有1222人，其中属于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126人。同时，复查纠正了所谓“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陈恩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蓬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案件。后来，经过复查，中共中央撤销了对方方的处分，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这宗历时三十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错案，终于得以彻底平反。

对习仲勋在为“反地方主义”这一错案的平反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吴南生有这样的评价：“习仲勋来到广东以后，依靠省委做了大量工作，对‘反地方主义’斗争进行复查。没有习仲勋，我们当时很多话都不好说，也就没法把平反‘地方主义’工作做好。”“习仲勋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没有他，广东平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就不会这样有成就。实践证明，习仲勋的做法是正确的，维护和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广东局势的稳定和团结。”

实现广东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经过半年多的整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尤其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逐步恢复和发扬，过去发展生产中许多卓有成效的政策和做法得到重新明确和运用。邓小平在总结全国这一段工作时所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的一段话，正是广东当时情况的写照。也就在这个时候，习仲勋又率领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谋划广东发展的新思路，在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开始探索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

谋划发展新思路

习仲勋在多年领导工作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到广东工作后他仍然坚持这一传统，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南粤大地。

在1978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整风会议总结会上，习仲勋就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指出：“大家多下去跑跑，把先进经验，包括一些教训总结出来，不要光坐在机关开会，听汇报，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他以身作则，省委整风会议一结束，就驱车到广东最南端、毗邻香港的宝安县调查研究。

7月的南国，骄阳似火，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更增加了路途的劳顿。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习仲勋，原本是很怕热的，但此时急切了解下情的他不顾酷暑和劳顿，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和《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七座的白色面包车，向宝安驶去。

习仲勋之所以选择乘坐面包车，而不是小轿车或越野车，一是为了不脱离群众，不使群众与自己产生距离感；二是方便，坐的人多，他可以和地、县委书记坐在一起，听取工作汇报，了解情况。这辆面包车一直伴随着习仲勋，直到他离开广东。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领导下乡调研也都使用这种车型。

习仲勋一行进入宝安县，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很多耕地撂荒。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人、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在劳作。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到了宝安县的深圳，更给人一种穷困的感觉。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两万多人口，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勋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