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纪委等中央部门至少出台了14部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行为的规定，涵盖了他们工作生活的各方面。规定细致，且对违纪行为一直采取高压态势，不仅查处了两万余名“顶风犯案”的干部，甚至还点名道姓公开通报处理有关典型。（1月1日《法治周末》）

“一条接一条，管得是越来越细，看来以后公务员是越来越不好当了，公务员职业的下行趋势估计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是公务员群体普遍的感慨。这种感慨既包含着对过去从业状态的留恋，又是现在举手投足都必须小心翼翼的真实体现。这种感慨也或多或少包含着一丝丝不适应和抵触，甚至有人用了“官不聊生”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公务员们的感受。

但不适应并不是一个坏消息，公务员越来越难当就对了。公务员本来就是一个高标准严要求的特殊职业。不同于一般职业，公务员在要求具备专业能力之外，还要求这个群体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他们必须成为社会的道德榜样。这种定位不是捧杀公务员，也不是把公务员们架上道德的烤架，而是因为对于公务员群体来说，他们必须成为道德的高标，才能具备实际的舆论引导力，才能谨守权力的边界。一旦，他们放纵了自己的道德水准，降低了自身的道德标准，他们不仅仅可能成为一个私德败坏的人，他们还可能成为一个滥用权力的害群之马。因此，为提升公务员群体的形象，建立公务员群体的公信力，必须对他们的方方面面的表现作出明确而严格的界定。

只要他们能够表现出人们期待的道德感和责任感，社会道德便不太可能彻底滑坡。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道德的社会分布是不均衡的，一些群体的道德高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道德高度。比如公务员群体、商人群体等。因此，在重建社会道德时，必须认识到公务员道德水平的重要性。而道德体现在日常的细节和作风中，要想提升公务员群体的道德水平，必须对公务员的作风作出严格规定。这是提高公务员群体道德水准，防止社会道德滑坡的有效途径。

同时，公务员作风改变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道德领域。在某种意义上，作风即观念，作风背后是公务员为官理念的反映和折射——一个公务员他到底为何做官，是为了贪图享受，还是为了服务民众，从他的官场作风上就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很难相信，那些贪图吃喝，出入于娱乐场所和高档会所，与商人老板称兄道弟者，能够将精力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他们恐怕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的信徒。虽然，作风改进并不能完全杜绝贪腐问题，但至少在给权力做一个外围清单，告诉公务员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一旦做了，就是越轨。以此角度看，这样的清单越详细越好，越严苛越好，这种好不仅是对社会而言，对权力本身也是如此。

对于那些散漫或习惯踩线的公务员来说，作风禁令的确是让人头疼的事情，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约束。他们的想法并不奇怪，他们只是散漫得太久，享受了太久，过得太安逸了。公务员本来就是不好当的。这一点，对于公务员群体来说，其实是一种常识和常态。所以，公务员们必须面对和接受“官不聊生”的局面，想一想是不是之前忽视了什么，混淆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有什么还需要改正。如果实在想不通或不想接受，那么要么就被禁令严惩，要么就只能自动退出了。这种公务员待遇的改变无需感慨，这才是社会乐于见到的。 乾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