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条不伦不类的纲领由谁来实施呢？

除了在巴登巴登这四人之外，“三羽乌”从不属于长州藩且才华出众的同事中又选出7人。11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形成了：

巡回武官永田铁山、驻莫斯科武官小畑敏四郎、巡回武官冈村宁次；驻瑞士武官东条英机、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北京武官松井石根及矶谷廉介。

巴登巴登聚会内容浅薄。被日本近代史所视甚高，全在会议的三个参加者和他们拟就的11人名单。11人都成为后来日本军界的重要人物。

巴登巴登聚会之1921年10月27日这天，被视为昭和军阀诞生的第一天。

当被称为“三羽乌”的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翅膀，将给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

三个未入日本陆军主流的青年军官能量为何如此巨大？一伙驻外武官如何能够组成一个庞大的、令全世界毛骨悚然的军阀集团？

这既与日本历史相关，又与日本皇室相联。

日本自从1549年织田信长上台至1945年东条英机自杀，近400年的政治，实质就是军阀政治。完成近代日本统一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位重要人物，皆是拥兵自重的军阀。在近代日本，要成为有实权的政治家，首先必须成为军人。明治时代的长州藩山县有朋、桂太郎，萨摩藩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如此，昭和时代的田中义一、荒木贞夫、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也如此。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日本军阀政治中出现一种独特的低级军官通过暴力手段左右高层政治的所谓“下克上”现象，更与日本皇室紧紧相连。

1919年，日本大正天皇因脑血栓不能亲政，权力落到皇太子裕仁和宫廷皇族手中。1921年3月裕仁出访欧洲，不经意做的两件事对后来影响巨大：一是皇室长辈、明治天皇的女婿东久迩宫带领一大批日本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前来晋谒，裕仁特意为这批少壮军官举行了宴会；一是在法国，裕仁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微服出游中，亲手购买了一尊拿破仑半身像。

晋谒裕仁的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后来基本都上了巴登巴登11人名单；拿破仑半身像则被一直放在裕仁书房，一遍又一遍加深着裕仁对武力征服的印象。

裕仁刚刚回国，由东久迩宫负责联系的驻欧青年军官集团首领“三羽乌”便举行了巴登巴登聚会。还未上台的裕仁已获得这伙少壮军官的鼎力支持。

这是一伙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只缺乏思想的青年军官。他们没有谁能像北一辉那样，对国家未来做出框架设计。要为他们补上这一课。裕仁选中了大川周明。

裕仁不喜欢北一辉。北一辉在上海用清水饭团泡制出来的激进思想，甚至要求把皇室拥有的财产也交给国家。但裕仁的弟弟秩父宫却对北一辉兴趣极大。他在北一辉身上看到了巴登巴登11人集团正在寻找的思想。

《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被秩父宫找人油印出版了。此书一出，影响巨大。日本青年军官们纷纷把它作为策动法西斯活动的理论依据。

能够阅读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法文和英文的大川周明异常聪明。他和北一辉两人一边喝米酒一边争吵闹了一夜，然后削去了北一辉理论中皇室不能接受的部分。两人最后分道扬镳：北一辉隐匿进智慧寺，大川周明则受命担任了宫内学监。

宫内学监即所谓“大学寮学监”。这是一个秘密去处，连二战结束后的东京审判都很少涉及。

裕仁自1921年11月代替患病的大正天皇摄政后，办的第一件紧要事，便是把以巴登巴登集团为基础的“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集中到皇宫东面围有城墙和壕沟的幽静的宫廷气象台，听大川周明讲课。

陈旧的气象台是裕仁小时候放学回来的经常去处。他在这里观看六分仪、星座图、测雨器和18世纪的荷兰望远镜。现在他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大学寮”——大学生寄宿处之意。几乎全部后来昭和军阀集团的骨干成员，都在这里听过37岁的法学博士大川周明讲述大和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法西斯主义。

1922年1月开张的“大学寮”，实际成为日本皇室培养法西斯军官的教导中心。日本后来企图征服世界的那些庞大计划的草图，几乎都是在这里提出最初构想的。

裕仁小时候曾在这里流连忘返。长大了的裕仁只需坐在屋里凝视拿破仑半身像，由未来的昭和军阀集团成员在这里流连忘返了。

皇室权贵的支持，是法西斯主义在日本获得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北一辉虽然没有出席，但他在上海亭子间熬成的思想却通过大川周明，病毒一般流进讲台下青年校尉的头脑中。

救国与革命，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伙优秀的中国青年聚集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聚集在广州加入黄埔军校。另一伙不能不说“优秀”的日本青年却聚集在东京皇宫，完成了钦定的法西斯思想改造。

《战争呼声》杂志1920年7月发表过大川周明等人的“集体信条”：

日本人民必须成为解放人类的旋风的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这一理想的实现以及对日本的军事改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产品。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不仅仅以日本的革命或改革而告终的，但我们必须满意地首先进行我国的改革，因为我们对日本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抱有信心。

打着“革命”与“解放”的旗号，一头法西斯怪物在世界的东方出笼了。

第一个目标便是中国。

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

1932年，日本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再次获胜。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上海为非武装区，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

日本政府签署的这些条件，根本不能满足军部正在崛起的一伙少壮军阀的胃口。

10天以后，5月15日下午5点30分，东京。海军中尉三上卓带领黑岩勇、山岸宏等海军青年军官，闯入内阁首相犬养毅官邸。来者共有9人，分成两批。一批走前门，一批走后门。警卫官邸的警察在枪口下很快被制伏。

在官邸餐厅内，三上卓见到了犬养首相。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枪没有响。枪机戏剧般地出现故障。

“如果听我说了，你们就会明白。”犬养首相被拉到满是军人的会客室时，力图镇静地解释道。他还想说服这些佩带武器的不速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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