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黄海波嫖娼被收容教育激起了舆论风暴，这个很多人并不熟知的专门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类劳教制度，还几乎真被人遗忘了，现在却“意外”地撞进了公众的视野，该存该废，再成热议焦点。近日，继24名律师向公安部申请收容教育信息公开，要求公布全国范围哪些省市执行收容教育制度，全国收容所总数量、名称、所在地以及2013年全国公安机关收容教育人数之后，接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应松年，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等40余位法学学者、律师联名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废止收容教育制度。

关注收容教育制度的何去何从，还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密集而至。应该说，这个缘起于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制度，最致命的硬伤就是，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却行使着“法律”的职能。《宪法》第37条“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立法法》更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想想看，和宪法、立法法公然冲撞，这应该是个啥下场。何况，它还与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上位法“顶牛”，既然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既然已经有《宪法》《立法法》这样明确的判断依据，足以判断收容教育的“死活”，却何以出现“好死不如赖活着”？

说到这个问题，“赖活着”的岂止收容教育，前边至少还有收容遣送、劳教呢，说起来还真是不少，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有原因的。改革开放后，迎来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春天，随着立法速度加快，立法数量急剧增加，法律打架紧随而至，比如，法规闯进法律的“地盘”，规章硬要替法规“发言”……于是，形势需要一部管“法”的法，全国人大从1993年启动《立法法》论证和起草工作，历时七载终于出台。

显而易见，大部分法律制度在《立法法》颁布之前就已经存在，虽然劳教、收容教育等都曾有一定的情势需要和历史贡献，但在明确把法治作为战略追求的今天，谁都不可以冲撞立法法，这是无法更改的程序设定。可问题在于，立法法相当于死刑判决书，但死刑执行启动延时的话，那么，那些“该死的”就能在这个时间差里“赖活着”。这方面，暂住证、收容遣送、劳教、收容教育等都在或曾经证明。

其实，相关部门也已意识到问题所在。早在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对1978年年底以前制定的法律、法令，进行过一次清理。《立法法》出台后，对那些“该死的”逐步有序地“执行死刑”，2008年“首次启动大规模的法律清理活动”，至今还在清理。

事实上，官方主导的法律清理一直在努力，比如，暂住证已合法化改造成“居住证”，但终究尚有很大距离，任重道远。而反观孙志刚、唐慧、任建宇……这一个个公众熟悉的名字，他们其实本可以不用付出那些不必要的甚至无以复加的代价的，所以，单靠官方努力在速度和效率上确有缺陷和不足，可以说，官方主导的专业路径，与偶发的舆论聚焦下的个案推动模式，二者不可偏废，前者乃本职工作，后者则机不可失。

公允而言，法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立法法》也才走过10来年，法律的清理，乃至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尚在起步阶段，相形之下，这势必更放大了个案推动的推力和作用。事实也在逆向证明着，假如收容遣送没有孙志刚、劳教没有唐慧们，这些“赖活着”制度的生命很难戛然而止在那个偶然瞬间，在这样一种语境下，舆论难免要寄望于黄海波能够成为收容教育的终结者。

改革，千头万绪，也有个轻重缓急与先后顺序，此前也说改革需要民众的觉醒和支持。的确，一旦民众在某个问题或领域里“觉醒”了，此时急需官方与民间的良性、有效互动，形成合力，顺水推舟，某种意义上，从结果看，收容遣送、劳教的废止莫不如此。所以，当《检察日报》也在头版质疑“收容教育”法律依据何在？面对由黄海波引发的收容教育制度何去何从，站在历史和改革的层面，这无异于一个法治改革破题良机，就看我们能否把握得住这次机会了。 华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