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丽萍

1950年，二里岗遗址被发现得很偶然。据说是一位叫韩维周的喜欢考古的小学老师，在城南二里岗发现了一些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他拿给文物专家看，从而引来了专家们关注的目光。这一年，从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两年的安金槐调到省考古部门工作，他有了窥探二里岗奥秘的机缘。

1952年，二里岗被发现后的第三年，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考古培训班。第一期的学生被安排到二里岗实习，培训结束后，河南的学生继续留在这里发掘。1953年，省里成立了文物工作队，安金槐被任命为副队长。

当时的安金槐在考古这一行还是个新人，从1953年挖到1955年，他从各省调来的考古专家身上学到了很实用的考古知识，也积累了丰富的挖掘经验。

1955年秋季的一天，安金槐蹲在一座商代墓中小心翼翼地刮探着，他清理完墓底，拿起铁锹向下试探，土质很硬，像是经过夯打一样，这一现象立刻引起了他的警觉，经验告诉他，这里大有文章。随着考古队员的进一步清理，夯土层的分布状况也逐渐清晰，但让安金槐不解的是，他们始终都没有挖到夯土的边缘。为了探明情况，安金槐又在东、西、南、北四面开出探沟，并深挖了五六十米，仍然没有找到它的尽头。安金槐有点着急，这夯土层的秘密整日在他脑里盘旋，为了揭开谜底，1956年年初，他组织起一支很壮观的发掘力量，以白家庄附近的商代夯土为起点，沿着夯土层的走向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考古钻探。

一座周长近7公里，城墙保存最高处约5米的商代城市遗址逐渐现身，郑州商城的神秘面纱被安金槐揭开了。

[揭开瓷片里遥远的真相]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很多的发明和发现看似偶然，实则包含着必然，在发掘商城遗址的过程中，善于观察、敢于质疑的品格让安金槐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让他的考古生涯再次流光溢彩。

在古代人的生活中，陶器、瓷器、青铜器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在对郑州商城发掘的过程中，出土了许多商代的瓷器和瓷片。虽然摸器物、粘对器物是搞考古的基本功，但要想从中发现问题，却需要有真功夫。安金槐生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讲述——

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研究商代器物时，偶然发现有的器物表面有釉，仔细看看，却不像是陶器，是什么我一时也说不准，暂时就叫釉陶。一次，我在密县陶瓷厂参观，发现烧成的瓷盆都是绿釉，捡起摔坏的瓷盆片一看，胎是灰白色的，一问才知道是用瓷土烧的。回到郑州后，我又反复观察商代釉陶，发现胎质也是灰白色的，釉也是绿色的，胎质很坚硬。便把釉陶片送到陶瓷厂做化验，证明了胎质是瓷土的。这时我才惊喜地意识到，这是瓷器不是陶器。

1960年，安金槐写了一篇文章《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认为商代遗址出土的釉陶已经属于原始的瓷器，再次引发学界的轩然大波。那个时候，国内普遍认为陶瓷起源于东汉，他的这种看法将瓷器的产生提前至了商代，上溯了3000余年。

到了1975年，在北京召开的编写《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会议上，安金槐的商代瓷器说依然是众矢之的。但他并没有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同反对声音的辩证上，而是继续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代表自己观点的论文，如《对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究》。1978年，在浙江召开的编写《中国陶瓷史》的会议上，多数专家学者对我国瓷器的起源问题形成共识：瓷器起源于商代，到了东汉才臻于成熟。这次会议后，安金槐成为《中国陶瓷史》的主编之—。就这样，商代以及西周的原始瓷器被首次载入1981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

安先生五十余载的考古生涯里，可圈可点的东西很多，比如：新郑郑韩故城的发现、密县打虎亭汉墓的发掘、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的定位，无不绚烂夺目。然而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是他对“郑州商城”的贡献，那是世人重新认知郑州的开始。2004年11月，郑州跻身中国八大古都，这时候安金槐先生作古已有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