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民

诗言志，也抒情，诗记事，也议论。诗能赞美，亦能讽刺。有时，一首小诗的臧否之功，往往杀人于无形，有盖棺定论之效，真能“胜过三千毛瑟”。

吴三桂降清，出于军事、政治、利益方方面面的考量，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至于爱妾陈圆圆的被掳，顶多是其中一个诱因罢了。但诗人吴梅村在《圆圆曲》里一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就一下子把他宣判为好色忘义的无耻之徒。诗传到吴三桂那里，他又恨又气，无奈鞭长莫及，只好在自己的地盘里禁止这首诗的传播。时至今日，我们一提到吴三桂，就会很自然想到这句诗，看来这个恶名他是永远要背下去了。

1904年，慈禧太后“万寿”之日，只有17岁的柳亚子奋笔疾书，写下了《纪事诗两首》：“毳服毡冠拜冕旒，谓他人母不知羞。江东几辈小儿女，即解申甲詈国仇！胡雏也解祸华封，歌舞升平处处同。第一伤心民族耻，神州学界尽奴风。”这两首诗揭露了慈禧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笔锋犀利，如投枪匕首，因而不胫而走，流传一时。令慈禧的寿辰变得十分尴尬无趣，办也不是，不办也不是，让她领略了讽刺诗的厉害，知道书生也能“杀人”。

抗战初期，蒋介石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思路，采取不抵抗主义，国民党革命派代表人物何香凝十分气愤。1935年她给蒋介石寄去一个邮包，里面装有一条裙子和赠蒋介石一首诗。诗云：“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蒋介石恼羞成怒，但又无可奈何，毕竟何香凝是辛亥革命老前辈，是国民党领袖廖仲恺遗孀，在国内外影响巨大，是无论如何动不得的人物，只好吃个哑巴亏。

比蒋介石更窝囊的还有张学良。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张学良陪着英国驻华大使夫妇坐在一个包厢里观赏梅派京戏《宇宙锋》，这次演出是为辽西水灾筹款。可是，文化名人马君武却以此为题，写下了那首让张学良终生恼恨的诗——《哀沈阳》。诗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诗歌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后，很快传遍全国，打那之后，在国人的眼中，张学良便是一个性喜风流、为色祸国的花花公子，头上结结实实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让他有口难辩，郁闷之极。

张学良一直对这首诗耿耿于怀，直到60多年后，他已是耄耋老人，还愤愤不平地对历史学家唐德刚表白：“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胡蝶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是非自有公论，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据说，马君武写这首诗，既有爱国义愤之情，也确有报复之意，因为他曾向张学良求助办学资金被拒。不管怎么说，这首有些夸张失实的讽刺诗不仅伤害了张学良，而且冤枉了他，使他终生背负卖国的恶名。

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这肯定是极大的偏见。平心而论，“请君暂上凌烟阁， 若个书生万户侯？”固然是事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是文人短板；但月旦人物，评判时势，则是读书人特长。无论再跋扈嚣张之人，如果一不小心被文人们写进讽刺诗里，搞不好就遗臭万年了，这就是杂文家邓拓说的那个道理：“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