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 书桌 生命 花朵

——谒巴金故居

张健莹

从上海淮海路走到武康路，像是从喧嚣走入了宁静。不宽的马路上绿树掩映中的113号，一座英式的三层小楼，是文学巨匠巴金住了55年的家。如今，这里成了巴金故居，免费向公众开放。

巴金故居，保持着巴老生前的格局，一楼依旧是客厅、厨房；二楼是卧室、书房；三楼是假三层藏书室。无论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书，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精装平装的各种版本各种译本的书三万多册，甚至连卫生间也摆满了书。有巴金老人自己的著述《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有他夫人萧珊的译作，有他最爱的鲁迅全集，有他的朋友们送来的书，曹禺送给他书橱。还有英、法、意、俄的原著及译本，仅仅是工具书就有300多本，仅仅是巴老的译作就有20多种，还有外文书刊、巴老的书稿、书信和文献30多箱，书画艺术品100多件。

现在这些都是陈列品了，连同巴老曾经用过的笔，曾经写过的手稿，曾经看过的《关汉卿》、《祥林嫂》、《娜拉》的戏单，曾经得到的国内外的奖状、证书、绶带，更有“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的死敌巴金电视批斗大会”的通知，萧珊译作禁止出版的协议。

今天这里人去了，楼空了。客厅中彷佛响起巴老和中外访客的开怀畅叙，卧室里好像飘过文革中两夫妻“这日子真难过”的叹息。这些是曾经的历史， 是半个世纪文坛的真实记录，见证了巴老的喜悦和成就，痛楚和苦难。

想想写书人的坎坷遭遇，更觉满房间的书本本珍贵。

书是巴老的生命之渊。拜谒故居，如见故人，如沐书香。

巴老的每间房子都有书桌，书房里的书桌最大，卧室里的书桌摆放最杂，楼外的长廊后来加了门窗的太阳间摆放的书桌最独特，那是一台缝纫机，它充当巴老最后的书桌。1982年，巴老的腿骨折了，行动不便，他坚持在太阳间活动和写作，就趴在这样的书桌上，他写得很艰难，手中的笔变得很沉重，常常一天只能写几十个字，他竭尽全力地坚持，他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是他莫大的幸福，他称它为生命的开花。青年时期他就自问，中年了他还在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晚年他更这么问自己，他总觉得自己付出的不够多，“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在他的垂暮之年，在他有千万字的著述问世之后，在他曾经用燃烧的激情，点亮很多人的生命的时候，他还要在人生路上真诚行走，用他生命的良知，继续叩响人心灵的大门。他写下的是不朽的《随想录》，最后两集就是在太阳间的缝纫机上写完的。当他离不开轮椅时，他甚至在轮椅上加一块木板仍然写。这是因为，巴老经历十年浩劫的全过程，他觉得他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

巴老用他最后的生命实践了他的承诺，至今想想巴老最后的《随想录》，越发感觉那是巴老挖自己的疮，剖自己的心，与读者肝胆相照的书，是自我解剖自我鞭挞的书，也是震响时代的书。书中巴老撕心裂肺地倾诉：“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身临其境的拜谒者能不扪心自问，在那个疯狂的时代，自己充当了什么角色？自己该负什么责任？

巴老，一个世纪老人写下的是世纪的良知，是知识分子的良心。那是他生命开出的最后的花朵，这花朵不会枯萎不会凋谢。

走出巴老的主楼，副楼上层是不足四平方米的斗室，那是巴老在萧珊去世后，秘而不宣的卧室和书房，巴老把自己独自关进这里，偷偷地重译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往事与随想》，那是对译出同一个作家的《阿西亚》、《初恋》、《奇怪的故事》的萧珊的无尽思念？还是他绝望中的挣扎？或许那是一座沉默火山，终归要爆发。

“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我们自己的生命所需要的多得多，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回望故居，巴老的那些肺腑之言还在心头萦绕。

走出故居，仍觉书香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