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顾闳中并没有上当，所以作为五代最杰出的人物画家，他在这幅画上留了伏笔——韩熙载的表情上，没有沉迷，只有沉重。韩熙载不是演技派，而只是一个本色派演员，喜怒形于色，他的放荡，始于身体而终于身体，入不了心。但李煜的头脑过于简单，所以他没有注意到顾闳中的提醒，这位美术鉴赏大师对朝政从来没有做出过正确的判断，他王朝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切都不出韩熙载所料，公元974 年，赵匡胤遣使，诏李煜入朝，李煜拒绝了，大宋王朝对这个蝇营狗苟的南唐小朝廷终于不耐烦了，开始了对南唐的全面战争。一年后，南京城陷，赤身裸体的李煜被五花大绑押出京城，成了大宋王朝的阶下囚。被俘后，李煜在词中对自己繁华逸乐的帝王生涯进行了反复的回放：

四十年来家国，

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

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韩熙载死于南唐灭亡之前四年，也就是公元970 年。那一年，他69 岁。死前，他已经变成穷光蛋，连棺椁衣衾，都由李煜赏赐。韩熙载被安葬在风景秀美的梅颐岭东晋著名大臣谢安墓旁。李煜还令南唐著名文士徐铉为韩熙载撰写墓志铭，徐锴负责收集其遗文，编集成册。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人死了钱没花了，这样的悲剧，韩熙载避免了。

李煜死于公元978 年。他41 岁生日那一天，“梦里不知身是客”的他还不忘奢侈庆祝，鼓声乐声传至窗外，让宋太宗赵光义（后改名赵炅）十分光火，命人在一匣巧果里下了毒药，作为寿礼送给李煜。李煜不知有毒，对大宋皇帝的恩德感激涕零，吃下巧果后，肚子疼得遍地打滚，全身佝偻成一团，头和脚都碰到了一起，最后像西瓜虫一样停止了呼吸。他的死应验了卡夫卡在《审判》中的一段话：“他死了，耻辱却留在人间。”韩熙载没有死得像李煜那样难看，他要比李煜幸运得多。

六

韩熙载的糜烂之夜，让我们陷入深深的矛盾——一方面，对于韩熙载、对于李煜、对于历朝历代耽于享乐的特权阶层，我们似乎应该心存感激，正是他们贪婪的目光、挑剔的身体、精致的感觉，把我们的物质文化推向了耀眼的精致，否则就没有了两岸故宫的浩瀚收藏，当然，也就没有了《韩熙载夜宴图》这幅旷世的绘画珍品，故宫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座规模惊人的博物院，与权力者欲望的不受限制有密切关系，在这些精美绝伦的藏品背后，我们依稀可以看见王朝更迭的痕迹；但另一方面，人类的理性，却对这般极致化的唯美做出了否定，弗洛伊德说：“文明的发展限制了自由，公正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受到限制。”享乐与道德，似乎成了对立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些精美绝伦的器物、服饰、艺术品上面，镌刻着欲望驰骋的脚步，它们盘踞的地方，也成为各种理论厮杀的战场。

从《韩熙载夜宴图》到《红楼梦》，“最后的晚餐”几乎成为中国艺术不断重复的“永恒主题”。只是这一中国式的“最后的晚餐”，全无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得知自己被出卖后的那份宁静与庄严、赴死前的那份神圣感。中国式的“最后的晚餐”的含义，是极乐后的毁灭，是秦可卿预言过的“盛筵必散”——她给王熙凤托梦时说：“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在“荣国府归省庆元宵”盛大场面中，曹雪芹将这场晚餐的恢宏绚烂铺陈到了极致，仿佛焰火，绽放之后，留下的只有长久的黑暗和空寂，就像第二十二回中的贾政，当他猜到灯谜的谜底是爆竹时，想到爆竹是“一响而散之物”，内心升起无尽的悲凉慨叹。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他彼时的表情，我想也一定与韩熙载如出一辙。

灭掉南唐之后，南方的各种享乐之物被陆陆续续运到汴京，构成了对大宋官员的强烈诱惑，也构成了对江山安危的强大威胁，宋太祖赵匡胤意识到了它们的危险性，于是下令把它们封存起来，不是建博物馆，而是建了一座集中营——物的集中营，把它们统统关押起来，以防止这些糖衣炮弹对帝国官员们的拉拢腐蚀。对于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宋太祖不仅反感，而且痛恨，一再要求官员们艰苦奋斗、戒骄戒躁。宋太祖的低调还体现在建筑上，于是有了宋式建筑的低矮与素朴。据说他的宫殿陈设十分简单，吃穿都不讲究，衣服洗得掉了色也舍不得扔，还一再减少身边工作人员的人数，偌大的皇宫，只留下五十多名宦官和三百多名宫人。他知道坐天下如同过日子一样，不能大手大脚，要细水长流，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才能力保大宋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遗憾的是，他的以身作则，敌不过身体本能的诱惑，在绝对权力的唆使下，后世皇帝很快回到感官放纵的惯性中，不断通过对身体快感的独占，在不绝如缕的“哎哟哎哟”声中体验权力的快感。他们贪享着帝王这一职业带来的空前自由，而忘记了它本身是一种高危职业，命运常把帝王推到一种极端的处境中。任何权力都是有极限的，连皇帝也不例外，当他沉浸于自己所认为的无限权力时，命运的罚单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如果做一番统计，我相信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是不得好死的。但他们的下场算不上悲剧，也不值得尊敬，因为悲剧是只对高贵者而言的，而这些皇帝，有的只是高贵的享乐，而从无高贵的信仰，就像福克纳所叹息的：“连失败都没有高贵的东西可失去！胜利也是没有希望，没有同情和怜悯的糟糕的胜利。”

公元1127 年的春天，宋徽宗和宋钦宗被捆绑着押出汴京，那场景就像他们大宋的军队当年将李煜押出南京一样。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没有哪个王朝取得过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对于所有的王朝来说，成功都是失败之母。只有到了这步田地，徽钦二帝才有所觉悟，自己透支了太多的“幸福”。但新上任的皇帝依旧不会在意这一切，“临安”——首都的名字里，就已经透露了当权者对于临时安乐的死心塌地。公元1129 年，宋高宗赵构率领他的宠妃们奔赴临安（杭州）城外观看钱塘潮，欢天喜地之中，早已把父兄在天寒地冻的五国城坐井观天的惨状抛在脑后。如此没心没肺，让一个名叫林洪的诗人实在看不过眼，情不自禁写下了一首诗，诗中的讥讽与忧愤，与当年的韩熙载一模一样。

八百多年后，这首诗出现在学生课本上，化作孩子们清越的读书声：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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