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牛

本已事过境迁，还得回溯以往。当时网上浏览，无意中发现一篇本人拙作，收入一种大学语文教材。内心自然有点“小欢喜”，并不是什么文章都能印上书的，何况大学语文！

赶忙细检索，出版社像是北京或国家某系统的，其余语焉不详。委托北京友人书店寻访，未果。两年来，既无人电函知会，更无样书稿酬寄来。这年头，剽窃成风，文贼肆虐，谁知是哪路文贼剪径越货？就连堂皇之大报大刊，转了你的文章，也从不给转载费，任你怎么联系，概不理会，又其奈他何？

一年多过去了。还是在网上，还是无意间，“见到了”该教材主编的大名，是南方某地一位人物。经联系她除强调客观原因外，倒也“认账”，答应寄本样书，但说稿费由出版社发。我希望她与出版方沟通。但样书还未寄，对方称要去外地学习三个月，学完再寄。不就是寄本书吗？但人家有事，那就体谅人家日理万机吧。算日子早该学完了仍无消息。电话打过去，对方称是学习完了，在京出差呢。出版社的责编许某换电话了，联系不上云云。

又过些日子，主编说样书已寄出。让我看书后附录：写明稿费由出版社付；称仍联系不上责编许某。虽姗姗来迟，样书还是有了，看了附录、版权页，我有点被愚弄之感，愤愤然，忍不住“国骂”了一句。原来责编许某姓名及电话均赫然在目，一打就通。这主编之前所言全系谎言，被她忽悠了一通。

庄子云：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很快，我便与许某通了电话。但事情了犹未了。书出了卖了，钱已赚到手，给作者道个歉、补点稿费，这事就结了。仿佛复制似的，出版社也节外生枝，简单的事又费了许多口舌和时日。出版社的解释是，成书仓促，找不到作者地址。其实问下首发杂志就知道了。我将本人有关资讯告知了对方，希望尽快将拖了两年的稿酬寄出。人家说，要过年了，事太多，年后再寄。显然，她的“事”中，是不包括我这事的。过完年仍未见动静。电话打过去，对方说将我的地址、电话弄丢了。我耐着性子又报一遍。她说按规定教材类千字30元。我能说什么？人家是“按规定办”的。又过些天，许某电话来了，要我身份证复印件寄过去，说是为了“慎重”。这下我气不打一处来，当即拒绝！使用作者文章发稿费，是国家规定，按作者提供的地址寄就是了。出版社出了书，几年来装聋作哑，作者找上门又一再推拖，还要身份证，谁规定的？将作者文章拿去就用，征求谁的意见了？这已侵犯了作者著作权。对不起，没门！对方自知理亏，推说是财务规定，报下身份证号码也可。实在不想与之再理论什么了，只好报了号码。等了一些时日，出版社又向我要账号，说把补发稿费打账户上。我很干脆地说，“这个，真的没有！”要他们通过邮局寄。

从“发现”主编到追索样书、稿酬，不料竟如此大费周章。难道真的遇到了铁公鸡？有点后悔的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要也罢！既可省心省事少生气，也许还能对这编书者及出版者，保有几许神秘和敬意。文章“上了大学课本”的那份自得、窃喜，也许还能在内心多留些日子。

我太无先见之明，高兴得也太早了，这次算是领教了某些混迹于江湖的所谓文化人。他们的水平竟是如此不堪；心灵是那么的杂芜、苍白甚而猥琐与可怜。编书撰文，出版刊世，乃文人之荣幸、文化之盛事，彰显的是道德文章，学养风范，理应庄重而纯粹，神圣而谦恭。不说大而言之的为先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从施教于人、泽惠后生的现实需要论，也是一件功德无量、文德光耀的风雅事。怎能罔顾规纪，亵渎文事，简慢作者呢？一书之成，不光要有选家的独到的眼光，学术的水准，更须文标高树、文德清俭者来操觚呀。可他们呢？

追索稿费的一波三折，反映的不光是书业的无序，商业对文化的冲击，更是从业者操守的劣质化。但愿我遇到的“李鬼”式人物只是个案，而不代表出版业的整体水准。

呵呵，开头说的那点“小欢喜”，早已荡然无存了。

又记：写完此文不觉一年过去了。浏览报刊，见作家池莉说，目下出版社稿酬很低，教材类千字仅300元。而我追索稿费的那家出版社居然谎称千字30元。我的那篇1500字杂文，费了不少精力与口舌，最后也只追到区区几十元，又被他们大大打了折扣，忽悠了一次。说什么好呢？只有“读书人一声长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