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郑风 上一版3  4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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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吴鼎昌祖籍浙江湖州,其家世代做师爷。他本人是1910年的商科进士,次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后在叶揆初的介绍下,进入银行界。尽管他置身商场,却一心向往官场,醉心于政治。他在天津办《大公报》,以“敢言公正”著称于舆论界;曾力排众议开办上海国际饭店,该饭店建成后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远东第一楼”,是上海滩的地标建筑之一;1945年,作为蒋府智囊,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在当时被视为一着绝妙的棋子。吴鼎昌这个人有着不寻常的政治智慧。

吴将联络南方的重任交给了钱新之,一举成就了钱新之后半生的仕途辉煌。

钱新之和蒋介石的把兄弟陈其美、张静江同为浙江湖州人。此人留学日本,思路敏捷,见识不一般,是那种一见面就能让人感觉精明果敢的人。

面对秘密接触南方革命党人的任务,钱新之颇费思量。

政局纷乱,何去何从,向左还是向右?是考验商人政治智慧和胆量的时候。

精明过人的钱新之决意赌一把,但是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他向吴鼎昌开出条件:万一因北伐军失败导致自己在国内无法立足,须由“北四行”出资银圆20万送他到海外。吴鼎昌一口答应,于是,钱新之便以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四家银行储蓄会经理和准备库主任的名义,开始活动。

接下来,也就有了钱新之到汉口向北伐军献金慰劳的故事。

当时孙传芳占据南京,钱新之带着由北方银行家筹集的40万元秘密乘船去汉口。有密探将此事报给孙传芳,称钱将在次日凌晨过南京下关西上。

孙传芳得知后即于凌晨将秘书阮性言叫到司令部,命令他拟写逮捕钱新之令。阮性言很快写完,孙看后十分满意,然后点了一支烟,以闲聊的口吻问阮性言:“钱新之为何许人?你知道他吗?”

阮性言和钱新之是留学日本的同学,有心救钱,答道:“不但知道,而且是很熟的朋友,彼此为日本同学,并曾在南京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同事。”

阮性言又介绍了钱新之在辛亥革命后,被派往北京接收旧农商部时曾为张謇起草过商业方面的章则条文,以及先后出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经理、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交通银行总行协理等经历。

孙传芳听出了阮性言的言外之意,便两眼盯住阮问:“这么说来此人在社会上有不小的影响?”

阮性言至此索性直言相劝:“区区40万元,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微小了。我们现尚据守长江下游五省范围,金瓯无缺,上海为我们经济中心,今后还须与他们交往,抓了钱就得罪了银行界,请联帅加以考虑。”

孙传芳为人精明,也需要向银行界敛财,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而且他正在屯兵旁观北伐军和吴佩孚争战,企图坐收渔利。沉思良久,孙最后松了口:“那就算了吧!外间不知此事,你要保守秘密,文稿你收起来吧!”正好孙传芳燃火吸烟,阮性言即拿过火柴,将逮捕令烧毁。

这样钱新之才平安经过南京西上汉口,赢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赌博。

徐桴到上海找陈光甫还有这样一个背景:1926年10月9日,蒋介石强攻南昌,遇到了孙传芳部队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退了回来。14日,蒋介石与李宗仁制定作战计划,调整部署。11月1日,蒋介石下令三路大军同时出击。

面对作战图的同时,蒋介石还想到了另一手——重金收买对手,但手头缺钱。蒋介石想到了他的发迹地——上海。他想找上海开银行的借钱,就打算派他的军需署署长徐桴秘密赴沪,“向同情革命的银行家作将伯之呼。”

这才有了陈光甫和钱新之与徐桴的秘密会晤。

徐桴向李光甫、钱新之二人小心地递上了蒋介石的亲笔信:

新之、光甫二位先生大鉴:

时切想望,未接道范为歉。沪上来友,皆称诸公主张公道,扶持党义,岁寒松柏,尤为感佩!尚祈随时指示,贯彻初褒。如有公暇,能来浔汉一游聊舒积愫,何如?敬请

年安!

弟中正手上

中华民国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可以想象,陈光甫和钱新之看到信时内心的那份激动。那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从战争前线发来的信!

他们之前和蒋介石并不熟识,蒋介石却说对他们“时切想望”,还恭维他们“主张公道,扶持党义”。看来蒋介石对他们已经有所了解,当然也有所期盼。

徐桴还用三寸不烂之舌向陈光甫和钱新之解释了北伐军的进展,三人都是留学生,有着共同语言。徐的浙江官话,也能让陈、钱听得明白。

其实,陈光甫和钱新之自然明白对方的目的。依据徐桴的分析,以及已所掌握的信息,陈光甫和钱新之渐渐看清了波谲云诡的天下大势。两人判断北伐军并非以往的旧军阀,其战斗力势不可挡,孙传芳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蒋介石取胜并进军上海的可能性很大,值得风险投资,便向徐桴表态:支持蒋介石—为革命军饷银,当尽力而为!

于是,银行家的手和军人手紧紧握住,严冬之中,双方都感受到了几分暖意。

钱新之、陈光甫借给蒋介石50万元作为军饷,数额不算很大,算是江浙财团的投石问路,不过这其实也冒着很大的风险。

此时,新上任的上海总商会会长、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正在全力支持孙传芳对抗北伐军。早在北伐初期,傅筱庵便利用他招商局董事的权力调集9艘轮船为孙传芳提供军运,不久前又以上海总商会名义发出“函电”,呼吁“和平”,要求北伐军撤回广东。

钱新之、陈光甫向蒋介石提供50万元借款后不久,傅筱庵又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要求上海滩的商人们,尤其是银行经理和钱庄老板限期认购1000万元库券,以供孙传芳军费开支,并自掏200万表示对孙传芳的忠心。

两相对照,钱、陈的举动显示出了商人的政治智慧。大动荡中,商人必须有更长远的政治选择。

蒋介石得知上海滩两位银行家的风险之举后非常高兴,这笔钱足以让他的北伐军应付年关所需,可谓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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