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屋，家 居， 家 人

杨 澜

我至今记得那木板楼梯的狭窄陡峭。成年人必须把脚斜过来才不至于踩空。吱吱嘎嘎走到一半时墙壁上出现一个拉门，进去后在右手边有一根灯绳。一脚迈进去，千万别直起腰板，因为屋顶矮，会撞头的。五六平方米的空间，一张低矮的床，几只樟木箱，还有大大小小的坛子罐子。这就是外婆的阁楼。我三岁大时，因为父母下干校，就被送来上海跟外公外婆住。外公外婆曾是这栋临街的二层楼房的拥有者，不过现在楼里住着四家人。舅舅们都大了，于是大房间又隔出小房间。等我被送到这儿，唯一能多安下一张床的地方就是这阁楼了。

夏天热，外婆扇着蒲扇哄我入睡；冬天冷，外婆就在我的被窝里放一个热水袋；春夏秋冬都不缺的是入睡前好听的故事和歌谣。同样取之不尽的是罐子里各种吃食，一概是外婆自己晾制、腌制的：笋干毛豆，梅干菜，萝卜干，蚕豆，酱菜，有时还有香喷喷的酒酿……印象中外婆总是乐呵呵的，嗓门大，干活利索。长大了才知道，那时是“文革”后期，她和外公因为曾经拥有白手起家的小工厂，被定性为资本家，家里已被红卫兵抄了多次，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抢走。据说当年这条街上红卫兵前脚走，后脚就有人从楼上跳下去——不想活了。外婆把全家人聚在一起，说：“不管出什么事，我们家任何人不许自杀。我们曾经一无所有，现在也还可以用双手养活自己。”为挣一点生活费，她帮菜市场剥虾仁，帮邻居缝制衣服，还要忙活自家的柴米油盐。她永远是忙碌的，身边还有一个围着她团团转的我。但就在这间矮小的阁楼里，有了我童年最温馨的回忆。记得每到午睡时间，我搂着外婆的胳膊，闻着她身上淡淡的烟火味（家里烧的是煤炉），听着她轻轻的鼾声。就在那个混乱而又贫乏的时代，世界的这个小小角落，一派祥和安宁。

汉字中，宝盖头下面一个女，便是“安”了。女人往往是一个家的情感中心。不，家就是她一手创造的。她的爱是丝丝缕缕的，编织了岁月，也编织了家的记忆。你看每年春节那可以挪山移海的回家大军，他们心中的家大多有一位翘首以待的母亲。父亲的爱常常是抽象的，母亲的爱特别具体。我上中学、大学那会儿，衣服大多是妈妈亲手缝制的。家里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是她的宝贝。有机会去上海出差，她一定会到城隍庙的扣子店、花边店、纸样店、布料店拼抢一番，回到北京家里，比着，画着，剪着，缝着，绣着。偶尔大呼“糟糕”，那一定是把布样裁错了，懊恼不已。于是在风尚渐开的上世纪80年代，我有了蝙蝠袖的套衫，挺括的喇叭裤，领口带花边的连衣裙……还有一套上下分身的裙装，豆绿色的棉麻质地，里面配一件白衬衫，清清爽爽的，成了我大学里第一次上台主持节目的行头。和那套衣服一起送给我的，是妈妈的一句话：“自然大方就好。”那年我十八岁。

转眼间，儿子马上就要十八岁了。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是从他出生起我一直记录的“成长日记”。里面记着他出生时响亮的啼哭，第一次叫爸爸妈妈，第一次独立行走，第一次发烧打吊针被护士戳了好几次，第一个自己编的童话，第一次打架，第一次过万圣节，第一次看见妹妹时说“以后哥哥保护你”，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在日记的最后，我抄录了纪伯伦的诗《论孩子》——“你是那张满的弓，孩子就是从那弦上射出的生命的箭矢……”当我把厚厚的一本递给他，好像十八年的日子沉甸甸的都在里面了。儿子拿回自己的房间去看，过了一个钟头跑来敲我的房门，推开门就给我一个大大的熊抱。站在我面前的不再是一个男孩，而是比我高出一头的年轻人。脸上留着泪痕，他说：“谢谢你，妈妈，我爱你！”作为母亲，眼眶也是立刻就湿了的——还复何求？他马上不好意思起来，做出很酷的样子说：“我去上大学，你不会频繁地来看我吧？”我立马回答：“拜托！你知道我很忙的。”我心里说， 孩子，你的自由，才是我送还你的生日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