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左丽慧

初中开始，李伊宁就和“书店”纠缠不清。先是萌生了“开一家像三联一样的书店”的想法，大学毕业后就真的付诸实施：在北京工作几年后小有积蓄，立即拉拢同学“众筹”开书店，自己还担任“店长”一段时间，随后又出去工作，挣钱养店。“这是一种情怀吧。”他说：“人有多大能力，就办多大的事。”

很难想到，李伊宁是名理科生，虽然他的行动非常“人文”。

经营的困顿使李伊宁在介绍种种情况时总有点哭笑不得的情绪：为了更换空调，不得不制作一批折扣率很高的储值卡救急；书店搬家，去一个关闭的咖啡店拉来了所有可以使用的桌椅；每年店长聚会，总有几十位历任店长在一起追古抚今。“店长中最长的干了5年，短的可能不到一个月。离开的都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李伊宁说，他想尽量多地给员工开工资，但也只能根据营业实际情况，在理解那些“干不下去”的员工同时，他还非常感激那些给书店提供帮助的读者。

现实也经常让他无语。2014年世界杯期间，书店开始尝试24小时营业，并专门购置了投影仪，就是为了吸引大家在看球时能有一些消费，为书店增加点收入。没想到2.5元进的啤酒标价3元还没人买，“有的人带着啤酒来看球，还希望我们给提供冰箱冰镇一下。”

在记者采访李伊宁的近两个小时里，只有不到10人进过这个书店，而买书的、消费饮品的一个也没有。但李伊宁毫无怨言：“说实话，大家的压力都挺大的，能静下心来看看书很难。但哪怕只有一个读者，我们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书店开下去。”李伊宁告诉记者，现在书店赔得还没到自己的“底线”：“如果我们每个月还得兑4000元出来维持运转，那就真的熬不下去了，有时候贴个一两千，还承受得起。”

尽管如此，6人组里大家结婚的结婚，生子的生子，基本都是30岁出头的中年“砥柱”，一家老小的生活压力，不会比任何一个读者身上的轻，而这家书店的存在已不仅仅是他们几个人的事，李伊宁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切实行动起来，给民营独立书店一些资金支持或者其他帮助，以保障书店存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