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阶耳

鲁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当年出版后，茅盾曾撰文热情地肯定鲁迅对小说“形式”的不遗余力探索的价值，认为《呐喊》收入的每篇作品各个采用的叙事“体式”几乎不重样。其实，每个特立独行的短篇小说家何尝不曾怀有“叙事”探险的虔敬或野心呢？新近读了红都的新作《红口白牙》（《大观》2015年2期），其风格面貌迥异以往，隐隐然也有类似的抱负或想法。

表面上看，该文似乎奇在因“人称”叙事混搭所致的结构“极简化”方式上，究其实却是对庸常人生“几乎无事的悲剧”的反讽性体察上。有鉴于当下短篇性灵玩味迷失，“总体性”介入乏力，所以更令我怵然动容。以下一一述之。

开始是“她说”，接下来两个轮次是“他说”；夫妻二人，“你方唱罢我登场”，舞台表演般的絮叨、独白，组成了《红》叙事的三个“声部”。丈夫爱打麻将，妻子不悦；某晚被召回来，妻子讨要说法，丈夫酣睡不应；次日，恋床的丈夫无奈妻子“拍”打不已，求情、抵赖、恼火，一场冲突在所难免；最后借向妻子赔礼道歉的机会，丈夫替自己辩解，讲了一番深爱麻将的大道理。每个“声部”的讲述者，非但是文本的受述者，还分担了文本“叙述人”的职责；“她”若怨妇，“他”似文青，歇斯底里之际把责任、义务、利益、欲望、推诿、担承、己或群、俗与雅……完全搅拌在一起，以致“戏剧性”和“故事”遮遮掩掩的壁垒完全被拆除，这样的文本自然不会在“情节”的快车道上疾驰，相反却似乱石铺街似的散逸，把代表“太初有道”的“对话性”交往的“说”的存在属性，约定为其“情节化”的极简单位，叙事颠覆性的指意关系所以显得尖俏、泼辣。《红》的“多声部”喧哗，的确非同凡响。

《红》的“多声部”叙事，可以就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她说” /“他说”总之明确标识的文本的“超叙层”，犹同“以言取效”，以期显示人物歇斯底里个性化表演的走向。然而嵌入其间的乃由具体的第一人称叙述所标识的人物的“独白”行为，实乃文本的“主叙层”，各个“以言行事”的心理大暴露，看似龃龉的双方最终取得了和解，其实却不尽然。唯因文本是由两种“人称”叙述混搭组成，反映了叙述人/人物艰难的“对话”交往关系，文本总体熔裁的“话语行为”，势必将在取消常规叙事观念之于“情节”元素完整、统一要求的前提下，反而暴露出其确凿的实际诉说执行者（亦即“人物”）“言” /“行”实难统一的性格分裂的症候。从“情节”到“人物”，小说最基本的叙述元素显然和前述借鉴“人称”混搭、开辟长篇的话语施为拉开了界限。如果说当下流行的叙事是出于“情节”和“人物”戏剧性支配的需要无所不用其极，那么，红都无疑无视这样的规训，他意图挑战“对话性”交往的虚妄，从而最大限度地暴露我们此在经受的“几乎无时的悲剧”无从回避的反讽的本相。这般直接诉诸“元素”叙事的努力，自然不会堕入“戏剧性”凯旋的轨辙。《红》的最后一个“声部”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无论怎样，文本的前两个“声部”声情并茂的诉说，尚能辨析出相应反应发生、依托的“时间性”节点：头一天晚上及次日的早上；但最后一个“声部”未必属于直面相向的交谈方式，也极有可能发生在人物（丈夫）臆想状况下，属于该氏想入非非的内心独白。唯其如是，《红》则不致混同为一场低俗版的家事风波的“肥皂剧”。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假如龃龉滋扰的家庭“冷战”的现状，非得给出“大团圆”抑或悲剧的解决方案及结果，“情节”的逐步升级，“人物”的深层透视，势必锁定由因及果的“封闭性”圈套，以期保障话语叙事严密合拢。该氏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嗜好球赛、麻将的合理与合法，只能激化矛盾，火上浇油，哪里有一丝和解的诚意？潜在的大男子意识的作祟，使之在“女汉子”般的妻子叨扰窘境下，力图为自己开辟出一条自省之路，难道不正是文本结尾充分开放式的叙事指向吗？

当下的生活际遇，以“文化研究”的认识思路而言，庸常“时间”的同质化更加剧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沉沦。迄今我们依旧依赖“诗化”的抵御话语，重建所谓的“新感性”，虽然不乏蕴藉，可还是略见其迂阔了。红都把握我们此在的机微，的确不乏启示，用一位诗人的名句来形容，他至少还没有混同为生活的“同谋”。《红》为之牛刀小试，我对他未来的写作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