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八月五日，当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受蒋介石密邀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毛泽东请他们将八路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告知南京方面，以使国共双方对于八路军的对日作战具有共识性的准确定位：一、“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反攻，收复失地”；二、“正规战要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和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三、“担任游击战的部队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四、“依现实情况，红军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依冀、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人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五、“要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这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

八月十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就八路军作战问题进行了更加详细的阐释：……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依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划属中国军队第二战区，由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统辖。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出发了。

日本人、蒋介石和阎锡山，三方的心绪都很复杂。

日本是一个反共国家，其军国主义者在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借口，也是诱使国民党妥协的筹码，就是彻底铲灭中国共产党。抛开政治因素，日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顽强不屈有深刻的了解，深知日本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必有太多顾虑，但如果与共产党军队直接作战，那就另当别论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一九三六年秋所作的秘密报告中，曾经特别警告日本当局，在中国，日本军队的真正“大敌”，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因为这支军队尽管人数不多但能量惊人，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不能用常规逻辑解释的群体：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惑，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备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中国大部分青年，鉴于国内政治腐化，军事经济之乏更生希望，政府之无抗日决心，退让无止境之主义，于彻底抗日之共同目标下，抗日图存收复失地号召下，纷纷加入共党，甘为共产军之前锋，潜伏华北，积极活动，并与在满红军取得联络，将来之扩大充实，亦为帝国之大敌。

以共产军之实质言，实为皇军之大敌。世界各国军旅，无不需要大批薪饷、大批物质之分配与补充，换言之，无钱则有动摇之虞，无物质更有不堪设想之危。共产军则不然，彼等能以简单的生活，寙败的武器，不充足之弹药，用共产政策，游击战术，穷乏手段，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获得被压迫者的同情，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再接再厉的努力，较在满的红军尤为精锐。此等军队，适应穷乏之地方及时零时整之耐久游击、耐久战术行军，则适其于将来不能速战速决物质缺乏之大战，极为显著，故皇军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应严防其思想之宣传，及不时之游击与出没无定扰攘后方之行军。可以想见，当听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与国民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即将联合抗日的时候，日本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尽管接纳共产党是蒋介石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做出的明智选择，但无论如何这一选择于他是迫不得已的。有一点他很清楚，如果八路军直接与日军作战，那么，他用了十年时间都没有达到的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的目的，强大的日本军队或许能够帮他达到。只要八路军被推到战场的最前沿，武器装备十分简陋的红军即使不被彻底消灭也会遭到重创。因此，自红军接受改编之日起，蒋介石就不断地催促八路军赶赴平绥路前线。而八路军从其驻扎的陕北进入华北，必须通过阎锡山的地盘。为此，蒋介石专门致电阎锡山，口气如同一个下级在请示上级：急。阎副委员长勋鉴：共军要求在韩城附近渡河，在同蒲线以西地区行进，至绥远集中，以便给养与行动迅速。可否照办？请速示复。中正叩。阎锡山一贯奉行的是除了他的势力外谁也别想染指山西的政策。但是，现在有三股力量同时进入了他的地盘：蒋介石、共产党和日本人。在阎锡山看来，这三股力量都是他的敌人，可他无力消灭其中的任何一方。如何在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人拼杀，拥蒋又能始终保持山西的独立，联共又不真的与共产党人合作的分寸中取得平衡呢？

阎锡山说：“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在中国的地方军阀中，阎锡山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自一九零九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他一直与日本保持着极为友好的联系。一九一七年，他从日本购买了一个炮兵营的装备；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零年间，他两次邀请中国驻屯军高级军官访问山西；一九二八年，张作霖的顾问土肥原贤二到访山西时，受到他极为热情周到的接待；一九三零年，在与蒋介石进行的中原大战中败北后，躲避在大连的他受到日本人的精心庇护；一九三一年，在日本飞机的护送下他重回山西。阎锡山在山西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他对自己是全国皆知的亲日派颇为自得：“在中国会走日本路线的，只有我阎锡山一个人。”中日关系紧张起来之后，现在率第五师团攻击平型关的板垣征四郎曾对阎锡山的部下说过：“只要阎锡山不作一切抗日准备，永远与日本亲善友好，日本今后对他仍然尽力支持，给予应有的帮助。”阎锡山自己也认为：“华北纵然被日本打进来，山西境内也不会发生什么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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