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休假时的读书风

岳 亮

中国古代官员自幼熟读经、史、子、集，通过多年的寒窗苦读后方才入朝为官，实现个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由于长年读书的习惯使然，古代为官者大多勤于读书，即使在休假期间也依然会手不释卷。

古代官员的正式休假始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当时的官员每工作五天可以回家休息沐浴一天，称为休沐。唐《初学记》记载：“休假亦曰休沐也。”汉代官员日常办公和生活是必须留居官署的，只有休假时才可以抛开政务读书，其阅读范围也主要为诸子百家经典。汉武帝时,将是否通达儒学看作考核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通过读书入仕实现政治理想成了汉代儒家读书人的最高追求。除了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外，汉代官员还争相阅读《孝经》，《太平御览》记载：“故汉治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尽以孝为务也。”汉以“孝”治天下，政府选官用吏也是以孝廉来衡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员自然也就将学习孝行宝典《孝经》奉为休假必修课了。

唐代延续了汉朝休假制度，刘禹锡有诗曰：“五日思归沐，三春羡众还。”随着封建官僚体制的巩固和完善，唐代除了将百官的休假由五日休沐改为十日一休的旬休，还经常给官员放长假，既有给假七天的元旦、冬至、清明，还有给假三天的中秋、夏至、腊八。唐代休假繁多无疑是官员文士的福音，他们时常选择寄情自然，在山水田园中饮酒唱和，吟诗作赋，无形中推动了唐代山水田园诗和散文的发展。盛唐时期，社会普遍存在一股好学之风，朝野上下对读书都极为重视。

宋代休假制度更为完善，法定春节、元宵各放七天，加起来接近半月，紧接着又是为纪念赵氏先祖的两个国忌日，各放三天，还有冬至七天、天庆节七天等等，这样前前后后长达一个多月的春假就诞生了。加上年终“封印”停止办公，官员一年下来竟然可以带薪休假120多天。宋太宗时假期读书之风浓厚，宋太宗和宋真宗本人尤爱读史，加上一代名相赵普、范仲淹等的垂范，使宋代的史学极其繁荣。

明代较之前朝逐渐减少乃至取消了旬休制度，官员的全年休假缩短为50多天，唯有一个特殊群体——书庶吉士不受影响。书庶吉士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讲解经籍，是大明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可享受五天一休的假期。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将元宵放假增至十天，官员可休养生息不奏朝事。明代统治者重视教育文化事业，图书作为知识的载体格外受到帝王的青睐，因此朱元璋时期免除了书籍税，朱棣指出：“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永乐四年，朱棣动用文人儒臣三千余人，集古今图书八千余种，历时六年编成了11095册、3.7亿字的《永乐大典》，堪称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在统治者大力倡导下，明代刻书业发达，书市繁荣，帝京云集了天下书商，书市之大，书籍之全，他处无一可比。明代官员亦以淘书、刻书为休假一乐，举凡科举考试上榜者“必有一部刻稿”。明代虽然节假减少，但官员士大夫休假期间的读书之风并未消退。

清代休假制度承袭了明代，以封印休假的方式将冬至、元旦、元宵三个节假连缀，前后约一个月。史载，每至封印之日，京城前门一带“万骑齐发，拥挤非常，园馆居楼，均无隙地矣”。官员们假日里相邀而聚，以诗会友，品评文章。上至宰相大臣下至地方县令，皆流行玩一种名曰曲水流觞的高雅游戏，即一群人围坐于水渠两旁，在上流放置盛酒的杯子，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面前谁就取杯即兴赋诗饮酒。和珅受宠时，特意在自家宅院一处亭子旁开渠作此游戏用。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主要国家频频向东方派出传教士，一些开明的清朝官员开始大量搜集阅读西方书籍，了解西方的科学技术。在这方面康熙皇帝作出了表率，他对西方的算学、地理、光学等自然科学表现出浓厚兴趣，下令将《几何原理》译成满汉文字发给官员学习。及至甲午一役，清朝官员们终于从虚骄的醉梦中惊醒，于是士林争讲西学，官吏竞言新法。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人士发起的强学会、保国会等新式学会，以学术为手段进行集会，主张新法，倡言变革，他们每周演讲一次，整个社会也开始接受了西方七日一星期及星期日休假的习惯。

中国古代官员的休假制度始自汉代，唐宋时期最为繁盛宽松，明清时期逐渐收紧了休假政策，而官员们在休假期间的普遍读书习惯，一直未曾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