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勇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写了大量古文，包括脍炙人口的《师说》《送孟东野序》《杂说》等等，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他的古文中，占比最高的却是碑志。据他的女婿兼弟子刘汉所收集到的，总计有近80篇之多，且绝大多数为墓志铭，因而被称为“古今墓志第一人”。

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有《平淮西碑文》《张中丞传后叙》《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等。韩愈的生前好友刘禹锡在纪念他的悼文里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这如山的辇金，赚的是死人钱。

韩愈写了一篇《平淮西碑》，韩弘自然大喜过望，当即拿出500匹绢相赠。韩愈写了《王用碑》，王用的儿子馈赠韩愈一匹带鞍的宝马和一条白玉带。 北宋的司马光曾在《颜乐亭颂》一文指出，韩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

有人说韩愈写了大量的墓志铭,替人歌颂功德,并收取一定的钱财,称之为“谀墓”。其实，这样说对韩愈是不公平的。付出劳动，收取稿费本身没什么不妥。

唐文宗时，撰写墓志铭一度成了长安文人的一个职业，同行之间还存在激烈竞争，每有大官去世，其门前必定挤满争写墓铭的家伙，吵吵嚷嚷跟赶集似的，为了及时获取情报，他们还在棺材铺注了册（录名于凶肆），一有人去世，棺材铺就赶紧通知他们，以便早先一步抢到墓志铭的撰写权，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后来的撰稿人加入作协、编剧加入影协一样。韩愈这样真正有名气的写家，是不需要跟人抢破头争活儿的。

墓志铭本身就是专门替死人说好话的，甚至是说过头好话的，韩愈的写法也是沿袭了绝大多数人的路数，多数并非刻意阿谀。韩愈撰写这类碑志文章70余篇,多半符合事实,20余篇有溢美之词,这主要与墓志铭这种文体本身有关。墓碑、墓志等铭幽之文,一般应死者家属或门生故吏请求而作,作者一般接受润笔(金钱或礼品)之资,势必隐恶扬善,甚至无中生有地对死者进行歌颂。古已有之,不独唐代。还有，像《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既非“谀墓”,也不是为了钱财。

韩愈的“谀墓”之辞，也有不少是为地位卑下的小吏和落魄文人写的。这些墓志铭最耐读，一反“谀墓”之习气，而成了可亲可近的人物速写。因为韩愈能够从墓主人的许多生活细节中提炼典型材料，如感人事例、谐闻趣事等入文，读来备感亲切或令人喷饭。在这些墓志铭中，韩愈刻画出了一个又一个怀才不遇、心胸磊落的寒士形象，并借以抒发自己对世俗的看法和政见；在这些墓志铭中，韩愈还寄托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如《试大理评事王适墓志铭》中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想法，《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的文学主张等。

韩愈在给某些达官贵人所写的碑志中,确实有些内容不尽真实的情况,这主要有两类:一是被叙述的对象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人物,但称誉过当,有失实之处。他在《衢州徐偃王庙碑》里说：“偃王诞当国,益除去刑争末事,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诸侯,―出于仁义。”其实,徐偃王行仁义,国谋得到人民和四方诸侯的支持而割据一方。他曾帅九夷以伐宗周,说明他是有政治野心的。韩愈对他过分颂扬,这在当时藩镇割据的情况下,是不适宜的。二是被叙述的对象基本上是被否定的人物,韩愈凭个人好感给予肯定或颂扬。如韩宏在平定淮西的战役中,任淮西诸军都统,却乐于自擅,欲倚贼自重,作战懈怠,并没有做出巨大贡献,韩愈却把他描述得和“纯臣”一般,显然就有“谀墓”之嫌了。

铭文中，韩愈更多的是借死人之口，大倒苦水。“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栩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一篇至亲好友柳宗元的墓志铭，居然用了近六分之一的篇幅来咒骂落井下石的小人，足见其心中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