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希自取，簪组俟扬历”，当刘禹锡走进贞元九年正月的礼部贡院时，他的心中充满着自信。这份自信，来源于权德舆不遗余力的上下奔走，来源于士林群贤的舆论公议，更来源于刘禹锡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当此天时、地利、人和之际，刘禹锡一试而中，考取进士，正可谓承顺人情，咸与相庆。此次共取进士三十二人，同期登第的还有柳宗元等人。柳宗元小刘禹锡一岁，后来二人终身为友，诗文互答，被誉作“刘柳”。

以唐代科举制度而言，进士及第也只是获得了出仕为官的许可，若要实授官职，仍需继续参加考试，或往地方大员幕府中任职。以禹锡之声望，选择继续参加贞元九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正是明智之举。又试中第，令刘禹锡的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度，朝中重臣竞相打听，邀约之函如雪片飞来。

在众多关注新晋进士的目光中，便有太子侍读王叔文。

王叔文为太子侍读。其人博学广闻，长于谋划决断，素怀治国平天下之大愿，时常在太子李诵面前诉说民间疾苦，深得太子信任。由于德宗皇帝多疑，王叔文时常劝导太子时时示弱，事事示忠，以保东宫之位。而王叔文则交通内外，于不动声色之间考察贤良，笼络志士，一旦皇位更迭，便可大展宏图。

由柳宗元引荐，禹锡结识王叔文。权德舆曾言“禹锡有宰相器”，使王叔文认定刘禹锡乃可用之大才。

禹锡对当时天下皇威不振，州道节度使往往不奉朝令，相互攻伐致使生灵涂炭，百姓流离，种种惨状，常生感叹；时常困惑于朝廷屡发大军征讨，却往往无功而返，贼寇愈伐愈强，愈伐愈众，甚至伐寇之臣养寇自重，伐寇之师自成割据，更是痛心疾首！与王叔文、柳宗元几番深谈，禹锡以为，若想有朝一日立下再造乾坤之功，有两件事必要加以详察。其一为盐铁之利，其二为治军之权。所持重者乃利权与军权，两者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偏废。无论何时何地，此二者为解决一切军国事务的根本所在。朝廷之所以能在战之不胜的情况下岿然不倒，原因便是朝廷手中掌握的盐铁税赋比叛贼们多。安史逆贼以数镇之钱粮，欲养攻略天下之雄兵，可谓自不量力。甚至可以说，朝廷不是打败了叛贼，而是熬死了叛贼。至于如何治军，禹锡认为，只有将盐铁之利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朝廷才有能力在中外众臣中纵横捭阖，邀买人心，为我所用。

王叔文深以为然，只是顾虑无论收利权还是收军权，都无法绕过宦官这道坎。要制约宦官，必待新君即位，不能操之过急。鉴于此，刘禹锡写下《儆舟》，揭示逆境中须忍辱示弱、顺境中应常持警惕之理。

第三章 丁父忧韬光养晦

怀着“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之心，刘禹锡与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往来更加密切，相互之间迎来送往，评书论文，常常通宵达旦，意兴方阑。贞元十一年（795年）吏部拔萃科开考，刘禹锡不负众望，在吏部拔萃科中技压群雄，射得高策，第三次在含元殿上接受皇帝的召见。

依照唐时习俗，集进士、博学鸿词和吏部拔萃三科于一身者，加官进爵尤其容易。而此时，权德舆已任起居舍人，兼知制诰，权位益重，因而刘禹锡中吏部拔萃科后，如其父刘绪所期望的一样，禹锡得授太子校书一职，入东宫为官。太子校书是东宫属官，负责校勘崇文馆书籍。此职看似清闲散漫，其实不然。古时典籍保存不易，需人工校勘、刻印、保存，往往易遭篡改。太子校书在所献书籍中若加入个人观点，则可直接影响到太子的思想，进而有可能影响到国家未来的方向。进入崇文馆履职之后，禹锡每日泡在书海里，从无数先人的智慧结晶中一步一步地学习盐铁转运之法、学习行军布阵之术。

刘禹锡得入东宫为太子校书，其中亦有王叔文的一番努力。因柳宗元的不断推赞，王叔文对刘禹锡的了解日益加深，他越来越确信，刘禹锡是他宏伟的政治蓝图上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他更加深信，他也是刘禹锡实现人生理想所梦寐以求的登天之梯。

刘禹锡与王叔文同为东宫属官，而王叔文官秩较高。王叔文以自己批注的《后汉书·灵帝纪》言及以汉言唐之习俗，禹锡惊觉唐朝运数果真与汉朝有相似之处：东汉自桓灵二帝起，外戚、宦官相继干政，天下沸腾，两次党锢之祸压制了士林清流，黄巾之乱严重动摇了国本，平叛战争却造成了更危险的军阀割据之局面，最终导致了汉王朝的灭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汉喻唐，不知是否也同时预言了大唐的未来？

王叔文韬光养晦十余载，坚持不辍地向太子讲述民间疾苦，研习治国方略，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扭转乾坤。他遍察百官，细考众僚，得到一批精明强干之臣聚拢太子麾下，图议大计。他感佩刘禹锡治国之良策，以为禹锡是唐朝百年难得之奇才，故而愿以五尺身、百分力，助禹锡一展襟抱！并为刘禹锡的人生进行规划：少年得志，不必急于立业，可在崇文馆中精读金玉之言，吸纳古今智慧。他提醒刘禹锡：现在正是结交群贤、甄遴俊友的大好时机，万勿贪功求进，而成失足之恨！

刘禹锡担任太子校书的第二年，即贞元十二年（796年），其父刘绪病逝于扬州。噩耗传来，禹锡痛不欲生，立即卸任辞官，千里回转，在扬州为父亲治丧。后按照父亲遗愿，护送刘绪灵柩回荥阳檀山原祖茔安葬。待丧事料理完毕后，禹锡便于洛阳刘氏旧馆中住下，以群书陪伴，开始了三年丁忧生活。

虽是丁忧，毕竟洛阳为大唐东都，各级官吏均为当朝重臣，文人墨客往来频繁，天下各道消息无所不达，丝毫不逊于长安。禹锡在京结交的诸多好友，常往洛阳走动，自然带来不少时新消息。更因东都实无皇帝坐镇，舆论气氛相较长安更为放松。因此，禹锡虽在家中闲坐，心思却未有片刻远离庙堂。

贞元十四年（798年），宦官的权势更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地步。此年闰五月，长武城神策军作乱，虽侥幸得平，但德宗皇帝在平乱之后竟然命宦官口宣谕旨，不下敕书，令朝野一片哗然。从此，宦官随口一言便可假称圣谕，更加为所欲为。从各地往来的消息中，刘禹锡感到天下情势似乎真的到了时不我待的地步。

弹指之间，三年丁忧将满，刘禹锡不得不为自己的仕途而担忧和思考。京城要职均无空缺，地方小吏又无光明前程。苦闷之中，杜佑的一封来信，点燃了刘禹锡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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