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卡

1981年春天，我去北京出差。临行前，省作家协会刘云灿先生找我，托我给宗璞带一包新郑大枣。云灿原在中国作协工作，1957年蒙冤，平反后回到家乡，安排在省作协。宗璞在北京的工作单位，不知是云灿没交代清楚，还是我记忆有误，认为宗璞是他在中国作协工作时的同事。但是，到了中国作协,却没有宗璞其人，去哪儿找宗璞呢？我突然想到了冯友兰，宗璞是冯友兰的女儿，如能见到冯友兰，自然就会知道她在哪儿了。

我去了北京大学。几经问询，得知冯友兰住在北大燕南园57号。燕南园被称为北大的“精神圣地”，曾流行这样一种说法：知名学者不一定住燕南园，住燕南园一定是知名学者。此话不谬。历史学家翦伯赞、物理学家周培源、经济和社会学家马寅初、哲学家冯友兰、语言学家王力、美学理论家朱光潜、社会学家吴文藻和冰心夫妇，以及雷洁琼夫妇等，都曾在燕南园居住，有的甚至在那里终其一生。

走进燕南园57号，院门左侧有三间平房，里面像图书馆那样摆满书柜，那是冯友兰的藏书室。见我进来，一位男子问我找谁。他一口河南话，听了很亲切。我说明来意，当然说的也是河南话。他笑了，说：啊，河南老乡。简短对话，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说他跟冯先生多年了，接着又说冯先生很忙。“今天宗璞不在家，蔡先生在家。”蔡先生是冯友兰的女婿宗璞的先生，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那位老乡遂把蔡教授叫过来。他非常客气，我把枣交给他，并代云灿向宗璞问好，之后就离开了冯家那个幽静的院落。

燕南园是幽静的，但居住在那里的大师们的心境未必平静。尤其是冯友兰，他倾毕生心血教学与研究的是唯心主义哲学，因种种原因，难免遭遇风风雨雨。据宗璞在书中披露，很有一些年头，冯友兰都在写检讨，进行自我“改造”。然而，即便这样，当“文革”风暴袭来时，他还是受到猛烈冲击，被勒令每天扛着大扫帚，在北大未名湖一带扫地。人都有尊严，像冯友兰这样的大家名流，自尊心可能更强，因而他外出扫地时，总带一个大口罩，看见熟人，远远地就把头低下来……

冯友兰在羞辱和磨难中挣扎与苦熬着。时间到了“文革”中的某一天，不知在哪种场合，毛泽东主席说了一句“研究唯心主义还得请教冯友兰”的话。这句话很快传到了北大，冯友兰恢复了自由，得到了“解放”。

燕南园57号院里有三棵松树，高大葱翠，故而冯友兰把斋号自命为“三松堂”，并亲写“三松堂”匾额以明志。

冯友兰对我国古典文学、哲学、历史都有很深造诣。他读书从不摘录卡片，也不写读书笔记，全凭脑子记。他说摘录卡片等于抄书，书上已有，不必再抄；记的笔记用时已时过境迁，想法有了变化，就用不上了。

冯友兰获取知识如饥似渴，甚至达到“痴”的程度。1919年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每天逼迫自己写一篇英文作文，如做不到，就觉得自己可恨。学成后毅然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他曾用英语授课，深受欢迎。

他被“解放”了，从失落自我到回归自我。知识的积淀，新角度的思辨，他决定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但这时的冯友兰已八五高龄，而且视力极弱，用宗璞的话说是“准盲人”，要完成这项浩大工程，困难是不言而喻的。而有利条件是，他脑子里有个知识海洋，头脑还十分清晰。严谨的治学态度，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使得《中国哲学史新编》工程按他的计划动工了。鉴于冯友兰的身体状况，他亲自动笔去写显然不现实，于是由他口述，助手和研究生记录整理，然后念给他听，他再字斟句酌，直至满意为止。在这个过程中，他曾几次因病住院。欣慰的是，苍天有眼，总让他病情稳定而出院，继续他的“口述”，后两卷竟是在轮椅上完成的。稿子定稿发排，再将样稿念给他听，由他最后审定。天意人间，历时十年，当冯友兰九五高龄时，二百多万字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终于问世，成为中外学术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迹，从而也树起一座高大的丰碑。

宗璞写父亲的书取名《云在青天水在瓶》，这是唐李翱诗中的一句，原诗为：“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上世纪40年代起，常有友人向冯友兰求字，他多写此诗以赠。宗璞说，只有佛、道、禅式对“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才能在严酷的环境中活下去。这可以说是冯友兰的写照。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出生于河南唐河县，1990年11月26日在北京辞世。他的墓碑是一块大石头，碑阴古篆为“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高度概括了冯友兰的道德文章。

《诗经·小雅·车辖》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句，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引以赞美孔子，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我在仰望冯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