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未曾走出国门之前，我对广场的概念完全来自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广场的用途，我一直以为是用来领袖检阅、指挥，群众游行、聚会，或在节假日里游览的地方。因此，凡是广场都应是非常广阔的，必须得拥有非凡的气派，都有着天安门似的高高的主席台、主席台两侧的观礼台、四季常绿的草坪和花圃。说起广场，尤其说起天安门广场，我的心里总是涌起一股由衷的豪情，止不住要抬起头来仰望。记得将近30年前，我听到被批准到北大荒插队消息的当晚，和伙伴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天安门广场去宣誓。三年后，我有了第一次回北京的探亲假，从北京火车站下了火车，都是大半夜了，坐上20路公共汽车，先不回家而要在半路上下车，为的就是到天安门广场看看。广场，燃起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激情、向往和想象。

以后有机会到了我国的许多城市，一看，每座城市都是这样，在城市中心有一座广场，一个拷贝出来的一样，有主席台、观礼台、挺宽挺大的空地……只是比天安门广场小一号或几号而已。后来，游行没有了，集会没有了，检阅也没有了，观礼台相继拆除了，有的主席台也拆除了（像呼和浩特广场的主席台拆除了，建起了电视大楼），但广场规模的宽阔还是一样的。一座城市的居民住房可以艰苦得拥挤狭窄些，但广场必须有应有的气派。广场，是一座城市的醒目的身份证。即使后来我渐渐发觉广场不见得就一定得是一座城市的会议大厅，起码也得是像样的客厅。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出国，领导很照顾我，让我从韩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里挑选一个。我毫不犹豫地挑选了苏联，原因就是我特别想看一看莫斯科的红场。自从小时候拧起的广场情结，浓得化不开，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广场最大，一个是我们的天安门广场，一个就是莫斯科的红场，它们是全世界革命的心脏。在我的印象中，红场是和我们的天安门广场一样的开阔无比，甚至应该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要堂皇气派。后来，我们和苏联闹僵了，苏联变成了苏修，红场变成了失地，我们做梦都想的是把失去的红场收复回来。那时，不只我一个人而是一代人为红场写过多少“让克里姆林宫熄灭的红星重新点亮，让红场上倒下的红旗重新飘扬”类似这样的诗句，膨胀着广场，也膨胀着我们自己年轻的心。

到达莫斯科那天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但莫斯科依然是太阳朗朗地照着，没有一点下山的样子，似乎对这里格外宠爱。我住在俄罗斯饭店，听说它旁边很近就是红场。我放下行李立刻走出饭店，先到红场。晚霞映照下的红场一派辉煌，克里姆林宫、东正教大教堂、列宁墓……一一呈现在眼前，我还在傻呆呆问人家这就是红场吗？人家点头说是，我才发现原来红场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比天安门广场也小得多。忽然，心里很有些失望。

以后，我到过欧洲几个国家，发现除了当时东德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稍微大一些，越是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的广场越小。而且，当我在那里的一个城市稍稍住得时间长一些，发现在一座城市里不仅有一个广场，而是有好多个广场。当我看当地的地图时，更发现广场几乎遍布城市的角角落落。我曾经为看那些个广场，曾经专门按照地图上所标识的位置，查找过许多广场。我发现这些个广场其实和街心公园差不多，它们原始的功能与我原来对广场认识的政治功能大不相同，最初，它们只是一个集市的市场而已。一般而言，市场是先于城市而建的，有了集市的市场，城市才渐渐出现。就是原来我最崇拜的红场最早也只是火烧之后出现的空场，而被作为集市的市场用的。

同时，我发现与我国的广场另一点不同的是：每一个广场上都会有一个雕像。即使再小的广场上，也会立一个无名的雕像。比如我在德国波恩的市政厅前广场上，就看到有贝多芬的雕像；我在西班牙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广场上立着一个小孩用水罐接水的小雕像，喷泉喷出的细小的水花落进小孩子的水罐里。我们的广场一般缺少雕塑，而多的是旗杆。旗杆也许是必要的，但旗杆是千篇一律的，雕塑却是形态各具的，况且，旗杆的功能代替不了雕塑。雕塑是一个广场昂然勃起的阳具，充满生命的活力；雕塑是一个广场画龙点睛的灵魂，让一个广场乃至整个城市飘逸起灵动的艺术气息。

如今，我们许多城市，尤其是新建的城市，都讲究建广场，建得气魄，一个标准就是得豪华，占地要大。最近西部某省的一个市，就是不满足这样的标准，把已经建好的广场拆了重建。广场，成了这些官员政绩的硬通货，是他们涂满漂亮脂粉的一张脸，他们可以不顾学生有没有操场，却要大的广场。广场原本的功能，就这样离我们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