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光林

农哥原名周居平，是我们同届高中毕业生中，唯一一位一直务农者。又因他幼年上学较迟，年龄比同班同学大2岁，于是大家叫他“农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兴起了同学聚会热。我们也不例外，每年一次，定在春季某一天。

班上原先有50多个学生，由于种种原因，常来参加聚会的仅三十来人。我留意观察了一下，这些人都是于今混得不错的人，唯独农哥例外。来聚会时，大多数人都开私车，稍差的开个摩托，只有农哥骑辆旧单车。

每次聚会，农哥都甚少说话，像个局外人、“旁听生”，悠悠然听别人高谈阔论。有的人在显富摆阔，有的人在“晒幸福”，但更多的是在发怨气、诉不平。比如诉说生意难做、三角债难收、成本走高、工人难管；又比如怨仕途波谲云诡，人心难测，领导难伺候……遇到有搞笑的话题，农哥也跟着大伙开怀地笑。

农哥从来不曾成为话语中心，也没人关注过他，他甚至好像没开口说过话，在大伙心目中，一个摸锄把的，脸朝黄土背朝天，能有什么可说？况且，一年才聚会一次，大伙要发的议论实在太多，好比联合国开会，发言权争都争不来，几时轮到农哥？

早先十几年以来，每年聚会，大家都不用掏钱的，习惯了由一个名叫冼富的同学“包起”。冼富是经商的，生意做得很大，据说每年纯收入几百万，住别墅、开名车，千把两千元的餐饮费是“小菜一碟”。

可是风云突变，听说冼富一夜之间破产了，今年头一回缺席。

于是，聚会的餐饮费就要实行AA制。主事者提出，每人交100元，结账后余款暂存起来，作为基金。

主事者又补充说明，大家的日子都过得不赖，区区100元不足挂齿；只有农哥是“望天打卦”（看天吃饭）的，比较困难，因此农哥就不必凑份子了。他还提议在余款中拿出一点帮补一下农哥。

没想到农哥一下子打断了主事者的话。农哥脸涨得通红，自参加聚会以来第一次开口说话。农哥说：“不收我的钱，是对我的歧视。”农哥又说：“大家的一番好意我领受了。但说到困难，肯定不是我最困难，我肯定比一部分同学过得要好很多……”

这时，我想起了以往陆续听到的关于农哥的一些情况。他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回乡务农。由于家境清贫，娶了个腿部轻微残疾的农村姑娘为妻，日子过得不是缺油就是缺盐的。这些年，他女儿出嫁了，嫁邻村一位青年农民；儿子大学毕业，在本地当小学教师，结婚后和父母一起生活。

对于农哥首次开口说话，大家都很感生分，都停止了扰攘专心地听。农哥说：“这几年我自建起三层楼房，自己住一层，两层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月收入2000多元；村里还有分红；我搞种养，年收入过万元；女儿儿子常给零花钱……现在时兴说‘幸福指数’，我一不担心商场倾轧，二不担心宦海浮沉，三无内债外债，四无‘二奶’‘三奶’的吵闹，岁有闲钱，家有天伦之乐。大家说说，凭什么我要受大伙关照……”

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陷入了深深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