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

梁 晴

纵观苏轼一生，不落窠臼的人物关系比比皆是。

苏轼任翰林学士制诰时，隔天面见太后一次，皇室颁发的诏书，都是太后口授后由他书写而成。苏轼起草的800余篇诏书篇篇文采斐然，运用史例和掌故游刃有余。苏轼极尽人臣时不知收敛锋芒，有个老书生求见苏轼，抑扬顿挫朗读自己文章，希望得到苏轼褒奖。苏轼评价说：“可得十分。”随即又说明：“文三分，吟七分。”全然不管老书生下不下得了台。当时他为自己设计的高帽子满京城为之仿戴，也令他无比得意。而最令他无所忌惮的是崇正殿说书程颐，每当程颐以“穷理”哲学和“去人欲，存天理”立场给皇帝说书，苏轼总当场予以讥讽，故意令程颐难堪。

这天司马光去世，而宋室宗祠正好也要迎接神宗灵牌。苏轼便先带领百官参加皇室典礼，再来吊唁司马光，结果被主持葬礼的程颐挡在门外。程颐质问道：“你不知道《论语》说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吗？”苏轼笑起来，不恭道：“《论语》并没有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说罢带领众官长驱直入。

苏轼与程颐不过由于个性志趣相悖结怨，后来却被发展为“洛蜀党争”，苏轼一时被惹烦，居然上书要求免职。

这天太后口授完诏书，突然问：“你可知为何连连升迁？”

苏轼乱猜一番，太后只是摇头。最后太后终于说出是先帝的遗旨。“官仆们都知道，先帝吃饭中途若放下筷子，一定是读你的文章。神宗常夸你是奇才，有心重用，可惜没来得及重用就归天了。”苏轼流下泪来，收回辞呈。

神宗对苏轼的情感，还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犯了手臂风湿，导致右眼无法闭合，只好闭门数月不见人。此时散文大家曾巩去世，消息传到京城，说苏轼也于同一天去世。神宗闻讯急召一位与苏家有亲戚关系的大臣前来询问，大臣说，的确已久无苏轼消息。神宗正在吃饭，立刻一口也吃不下去，叹了一声“才难”，便离开了餐桌。

君臣关系如此，确属罕见。

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恩怨，也非常独特。

苏轼年轻时以斗士姿态反对新法，六次激烈上书，不计后果，不看皇帝脸色，对新法派王安石党人不依不饶。可是若干年后路过南京，他立刻带着对王安石“道德文章”的一贯仰慕前去拜见。王安石罢相八年，垂老多病且痛失独子王雱，苏轼一见之下无比悔恨昔日的年少气盛，自省如冷静进谏，则不会激使执拗的王安石走向极端。而王安石因亲眼看到新法对民众造成的伤害，早已顿悟前非。这两个因忧国忧民成为政敌，又因忧国忧民而尽释前嫌的坦荡君子，竟然相约从此要结邻而居，共度余生。

苏轼任职凤翔时，倔强而莽撞，公然蔑视军人出身的上司陈太守，两个人时常当堂对骂，多半为了陈太守一再删改苏轼起草的公文。陈太守为了还击苏轼的狂傲，有次睡醒一个午觉才出来见苏轼；而苏轼也得到了一个报复陈太守的机会。

且说陈太守偶得闲情，让人在官邸内筑了一座平台，以观赏四野风光。他还心血来潮，叫苏轼为这座平台写一篇文章。苏轼欣然受命，在这篇流传至今的、赫赫有名的《凌虚台记》里，苏轼用洋洋洒洒的笔墨嘲讽了陈太守的附庸风雅，而陈太守不但心胸宽厚地接纳了这篇文章，还一字不改地让人刻在了碑石上。

苏轼离开凤翔时，已真正明白了陈太守是个很好的人。陈太守后来在别的地方做官，被人指控受贿，判处了死刑，苏轼还为他写了墓志铭。此外，他与陈太守的儿子终生皆为挚友，苏轼被贬黄州，自号龙丘子的陈公子正好隐居于此，苏轼经常去他家小聚。陈公子字季常，年轻时英气逼人，如今却十分“惧内”。苏轼在一首戏谑诗里开玩笑道：“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没想到，陈公子的名声竟因这首诗流传千古，以至到了今天，“季常癖”仍是文人中惧内的代称。

苏轼的性格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状态就像走钢丝，元丰二年（公元1079）六月，他因谢表中的几句话被人诬陷“讽刺朝廷”，终于从“钢丝”上摔下来。苏轼被捕时，御史台官吏 “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围观百姓无不感慨，而苏轼却对哀哀哭泣的家人讲开了故事。

说的是宋真宗时代，皇帝四处寻觅隐居的大学者，一位叫杨朴的文人被强行押去见皇帝，矢口否认会写诗。皇帝便问此行进京，有没有好友写诗送行。杨朴也说没有。不过，他承认他的妻子给他写了一首。皇帝很好奇，追问诗中写了什么。杨朴便把妻子的送行诗念给皇帝听：“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苏轼说完故事哈哈大笑，家人生离死别的悲伤，也被他的故事所冲淡。

苏轼前半生幸得神宗和太后庇护，神宗太后均逝世后，小皇帝哲宗重用的新党便开始了对苏轼无休止的迫害，新任宰相章惇更是把年近花甲的苏轼发配到所谓的“瘴疠之邦”，欲置其于死地。苏轼在潮湿的环境里腿脚浮肿，充饥的东西只能是蛇、鹧鸪和唧唧作响的老鼠，饥饿最严重时甚至幻想用阳光充饥。然而不挨饿的日子，苏轼的整个身心都很快乐。有天他头顶一只大西瓜唱着歌穿过田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农妇对他说：“内翰昔日的富贵，有如一场春梦。”苏轼哈哈大笑，从此称她为“春梦婆”。“九死南荒”之际，苏轼真正地开始了视死如归，甚至把预作棺墓的想法也打消了——当他从蚊帐里挖出一升多白蚁的时候，他就知道棺墓也是耐腐不了多久的。 苏轼65岁那年，年仅24岁的哲宗病逝，宋徽宗继位，苏轼没想到他竟然能在有生之年被赦北归。

北归途中，习惯了亚热带气候的苏轼受不了内陆暑热，病倒后不得不谢绝众多访客，其中一位是章惇儿子章援。章惇此时因反对立徽宗而获罪，恰好也被贬居在当年他发配苏轼的雷州半岛，章援怕苏轼一旦复位，会回报他父亲的迫害，便写来长信请求一见。苏轼虽无力见他，却扶病伏案，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回信，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这封信连同贬居黄州时写给武昌太守朱寿昌对抗杀婴恶俗的信，以及元祐七年要求免除农民债务的书表，被后人称为体现苏轼人道思想的三大文件。

在这些故事的人物关系里，你可以看到，陈太守欣然接纳苏轼的讽喻文字，皇帝为苏轼的“死讯”吃不下饭，太后待苏轼宛若祖母，林林总总，很叫人耳目一新，但你更可以感受到苏轼没有任何负担的心灵是多么光明和炽烈！他反对一件事，却不恨当事人；他仇视罪恶，却对作恶之人不存私怨。他一生嬉游歌唱，自得其乐，即使身陷悲哀和不幸，也用微笑化解一切。他不为物累，在幸福的本质方面，奢华的日子与简朴的日子并无太大差别。甚至他的写作也没有别的理由，只为爱写。

这样一种磊落而没有杂质的人生，怎能不叫人羡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