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玺

中国是富于诗意的国度。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唐宋是一个被诗融化、乳化和熟化了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浪漫充满风度充满华彩的时代，那个时代上流生活的特质就是充满诗意，只有充满诗意才能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上流生活。那些写诗作词的大咖们凭借天生诗才，巧思别出，妙语成珠，精灵般游走于魏阙、江湖和坊肆之间，或登高，或对酌，或宦游，或幽居，一个个才情萦怀，一个个风流卓绝，忽而间吟风弄月“赢得青楼薄幸名”，忽而间回嗔作喜“花褪残红青杏小”，忽而间清平宴乐“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大咖们在诗词这样的短章里汪洋恣肆，纵情跳跃。诗仙李太白只是轻轻提起一壶将进酒，一个时代便一座山似地醉倒在历史面前。他们既可以像李太白那样酒后把“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梯空伫立，宿雁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的词作题在驿馆的粉壁上，也可以像白居易那样，虽然孤寂地彳亍在谪放的路途上，却偏偏要停下苦难的脚步在蓝桥驿的立柱上附和一下老友元稹的旧题：“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行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还可以像元稹那样在归途中忽然看见白居易的题留，立马血脉贲张，奋笔写下“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馆无人虎印泥。忽向破檐漏断处，见君诗在柱心题”。

他们的诗意，可以是家仇国恨，可以是借物咏志，可以是吊古怀远，可以是聊发痴狂，也可以是心灵鸡汤。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哪怕被尊称为“诗圣”“诗仙”，骨子里依旧是一个血肉丰满五味杂陈的人，会空虚，会寂寞，会惆怅，会愤怒，也会六神无主，也会发呆发萌甚至么么哒。

诗人的生活不等同于诗意的生活，诗人不一定就一定要过着诗意的生活，即使“诗圣”“诗仙”的生活也充满了郁郁不得志，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但是他们却能在艰辛的生活中找到诗意，非常诗意地生活着。在艰辛的生活中找到诗意并诗意地生活着本身就是诗意，至少，诗意成就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生命的路上，他们撒下一粒粒离愁别绪的种子，用一滴滴春光秋阴般的诗雨浇灌出一片片杨柳岸晓风残月，演绎出一幕幕良辰美景。

诗意是一种美，只要生活在，诗意就会在。诗意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激情的抒发和流露，是一种忘乎困顿忘乎苦痛忘乎一切的精神层面的崇高境界。诗意也是一种共鸣，这种共鸣只可意会，无法具象，无法替代，共鸣的体悟也无法传导及他人，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所有的感知只有自己知道。诗意相对于物质化的世界，是一种超越存在的精神符号。

诗意的产生源自于诗意的环境，没有环境对诗意的启发，就不会有诗意的共鸣。“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泬廖明月夜，淡泊早秋天”，看上去是有字的诗，悟出来却是无形的画，走进去却又是灵魂的牵绊。无论诗人描摹的是山林丘壑还是切肤感受，他们最先的前提，不是物象是否得真，而是意象是否高雅。这种意象大一统下的物象，又与他们的诗情相结合，成为他们终生孜孜追求的精神体悟。物象只是表层，字里行间以及字里行间背后衍生出的种种臆念、幻相和联想才是诗意。在这种创作思想支配下，物象的取舍，去留，离合，粗疏还是工致，一直是他们苦苦琢磨的内容。他们的作品，自标新义，自铸伟辞，自成瑰宝，自是大雅，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们灵魂、人格、才情和学养的诗意的升华。

诗意具有高深的文化底蕴和精到的思想韬涵。譬如一根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种“草”已经不是“草”，而是一种文学积淀，是一种心灵感应，这种诗意的“草”早已超乎现实存在，升华为承载着思乡、怀旧、悲物悯人情感意义上的一种形而上。

诗意的写草，把一池苍苍的芦苇写出许许多多的诗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大师们的解释，没有开花的芦苇谓之“蒹”，刚刚发出嫩芽的芦苇谓之“葭”。已经有很多年不曾见到过芦苇了，蒹葭苍苍的物象遥远得比《诗经》还要遥远。芦苇一片一片地凋敝，一方之水一方一方地干涸，伊人不再，下海的下海，蛰居的蛰居，傍人的傍人。

诗意正在失落。

于是我们开始质疑牺牲诗意换来的繁华，其性价比到底有多合理或者到底有多不合理。繁华之后，诗意不应该只是沉淀在书本里的回忆。我们迫切需要诗意的复归，需要在繁纷喧嚣的红尘中继续诗意地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