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庞余亮

童年的我对过年的期盼，是等着喜剧开场的期盼。

第一场喜剧宰年猪，年猪的嚎叫声高昂，打破了雪后村庄的安静。看热闹的我们在扁脸屠夫的面前蹿来蹿去，要是换在平时，他的臭脾气早就发作了，不是骂我们，就是用手中的杀猪刀威胁我们。而宰年猪的时节不会，他的生意实在太好了，宰了东家的年猪，接着就要去宰西家的年猪。每个宰年猪的人家都得把家里所有的锅烧满沸水，等待烫猪褪猪毛。扁脸屠夫宰年猪的样子实在不好看，但有一样程序是好玩的，每当把年猪宰完之后，扁脸屠夫得在年猪的某个脚上剥下一个口子，然后用嘴凑在上面吹。扁脸屠夫往猪皮里吹气的时候，他会要求主人同时用铁钎捶打猪身。那猪会慢慢鼓起来，越来越胖，直到符合褪猪毛的要求。我们看热闹，是扁脸屠夫肺活量太惊人了，他竟然能把年猪吹成了猪“气球”。

第二场喜剧的主角是我们严厉的父亲。过了腊月廿四送完灶，父亲就要掸尘。掸尘这件事不是很滑稽，滑稽的是掸尘的父亲会向母亲索要她扎在头上的红方巾。“扎方巾”是里下河女子特有的风景。父亲把母亲的红方巾扎在头上，用竹竿绑着的新扫帚仰头“掸尘”。 谁能想到从来不苟言笑的父亲会扎着红方巾呢。我们暗暗想笑，可又不敢笑。后来我们从母亲的眼中看到了她的偷笑，同谋似的笑了。正在堂屋里掸尘的父亲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训斥道：“吃了笑笑果了？”我们赶紧止住了笑，把那些搬出堂屋的板凳拎起来，拎到河码头上，给板凳们“洗澡”。腊月的水很冷，可我们不怕冷，一边洗，一边笑。看到生人，赶紧收住笑，坚决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父亲正扎着红方巾，更不能让别人看见父亲此刻的滑稽相。

第三场喜剧的主角也是我们的父亲，那是在大年初一早晨的父亲。我们家的家务都是母亲做的，父亲从来不做家务。但大年初一的家务必须是父亲做的。其实在除夕夜，母亲把年夜饭忙完之后，给我们换完新衣，穿好新鞋，她就开始休息了。父亲接灶神，敬菩萨，点炮仗，给我们每人一份压岁钱，并嘱咐我们记得把新鞋子要翻盖在地板上。大年初一早晨，必须要等他敬完菩萨，烧好早饭，并且给睡在床上的我们一块云片糕“甜嘴”之后才能起床。而起床不能叫起床，得叫“升帐”。大年初一的凌晨，盼着过年的我们早就被别人家的炮仗声惊醒了，但父亲没有给我们云片糕“甜嘴”之前，我们不能说话。我们把耳朵竖得尖尖的，听着父亲“升帐”，洗漱，烧早饭，敬菩萨，放“天地炮”。父亲做家务实在是太笨拙了，那么慢，慢得我们都替他一阵着急。到了放“天地炮”的时候，我们那颗欢乐的心才会如炮仗声松弛开来。

正月里的年往往过得很快，正月初一到初五这“五天年”过去后，走亲戚就多了，看人家嫁女儿，看人家娶新娘。炮仗声在哪里响起，我们就会在哪里出现。我们是来寻找那些没有爆炸的小炮仗。除了小炮仗之外，口袋里更多的是水果糖。这是拜年得到的糖块。母亲说我们的心都玩“野”了，必须要“收收心”。可我们完全不把母亲的话当回事，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过年是要过到“十六夜”的。

“十六夜”是指正月十六的晚上。正月十六的晚上是一场规模不小的喜剧，喜剧的主角不是抱怨我们把新衣服弄脏的母亲，也不是恢复了严肃表情修理农具的父亲。喜剧的主角是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

“十六夜，炸麻花，偷糍粑，撩人骂。”

“炸麻花”是用玉米粒放在铜火炉里面炸成麻花，正月十六的晚上，麻花炸得越多，偷粮食吃的老鼠的眼睛就会炸瞎。“偷糍粑”是指我们必须要别人家偷“团”。“团”是里下河地带腊月里做的糯米团，蒸好了可以放在水缸里一直吃到端午。平时是不允许“偷”的，可正月十六是可以“偷”的。“偷”其实是一种仪式，心知肚明的，但被偷的人家必须要骂“小偷”。 而做“小偷”的我们最喜欢听人骂，因为在正月十六夜被人家骂了是最吉利的，能去晦气的。“偷”来的“团”必须当天晚上切下来，炒成糍粑吃掉。

吃完糍粑的我们还要赶赴喜剧的高潮部分，那就是到打谷场上跳火堆。又叫跨“屯事”，“屯”是《易经》里所说的困难之事。跨“屯事”是指把一年最倒霉的事全部抛弃掉。火堆是用稻草点燃的。跳火堆时，总是父亲先跳，接着是母亲，再后来哥哥，接着是我。每一次越过火堆，我都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

正月十六，新月亮很圆。而正月的黏土早变成了酥稣土，踩上去，打谷场上的土变得软绵绵的。跳完火堆，我看着我的长了几码的新脚印，新布鞋底密密的针脚窝烙在酥土上，每一个针脚里都盛满了新的火光新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