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澜 朱 冰

1928年，为了逃避包办婚姻，一位来自浙江绍兴的17岁女孩，独自一人登上去黄浦江的渡船，历经艰辛，辗转来到上海滩。在那里，她先是进了手帕厂缝制手帕，后来与丈夫一起开办了一家小小的夫妻店，生了八个孩子，活下来五个。她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每年农历新年时，给一家大小穿上自己亲手做的新棉袄，烫了头发，略施粉黛，一起坐着黄包车到西式照相馆去拍一张全家福。那份富足和安乐让她容光焕发。有一个信仰始终驻足心底——“什么都能被拿走，靠一双手劳动别人拿不走。”直到90岁她还坚持自己买菜做饭。一天吃过早饭，她说困了要睡一会儿，就这么走了，享年98岁。

这位奇女子就是杨澜的外婆，也是对她影响最大的女性。

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出生于爆发辛亥革命的1911年，经历了民国和共和国，新旧思潮、政治风云虽然在外婆的生命历程中作为背景反复上演，但心中“自食其力”的信念从未有过改变，也是凭借这份辛劳，外婆换取了一位女性永生的幸福与安宁。

秉承着“女人要独立，要为自己负责”的家庭教育，杨澜在奋斗的路途上也生成了自己的解读版本：辛辛苦苦，过舒服日子；舒舒服服，过辛苦日子。如今，仍在职场上继续奔波的她在接受各类访问时，最容易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你认为什么是成功？在一次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杨澜用“成长，你唯一的把握”为题给予了全面回复。“Grown can not be replaced”，西方有谚语说道，“成长是不可替代的事”，人生之路雄关漫道，永无尽头，唯一可以用肉眼看得到的，就是比较今天的自己，是否比昨天更加耀眼。

摘自《幸福要回答》

徐志摩的另一面韩石山

徐志摩似乎有个金指头，在他沾染过的文学乃至文化的领域，都有骄人的成就。已然是诗人了，而人们对他散文的评价，也越来越高；已然是文学家了，又发现他还是最早将相对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将社会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此中原委，究竟是什么？这就要说到徐志摩的另一面。

全面的学术训练  说到徐志摩的另一面，不可不说他的父亲徐申如先生。  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除此之外，凡有益于儿子将来发展的修习，徐老先生都不惜重资聘名师施教。徐志摩上中学时，徐老先生就带着儿子投师于著名书法家郑孝胥门下。至今讲书法史，说到郑孝胥的门徒，还会将徐志摩算上。1914年秋天，徐志摩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预科，第二年，徐老先生以一千大洋的贽礼，让儿子拜在梁启超门下，成为梁任公的入室弟子。后来徐志摩出国留学，不光资金充裕，甚至还带了家藏的书画，以便结交西方贤达。他在英国送给狄更斯先生的礼物就是一套雕版印制的《唐诗别裁集》。  以学业而论，徐志摩初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学的是历史，一年后毕业，入哈佛大学，学政治学，翌年取得硕士文凭。1920年秋，徐志摩又到英国，先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后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做一名特别研究生。在徐志摩那个时代，出国留学的人中，有他这样全面的社会学科训练的，没有几个。 新月社的灵魂  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其时居住在图书馆内的徐志摩为了讨老诗人欢喜，便在他住所的门外挂了一个木牌，用毛笔写了三个黑字：新月社。这一挂，一个以留学英美知识分子为主的文化团体诞生了。梁实秋这个批评家，晚年回忆起年轻时的朋友，不无深情地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是生命。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关于徐志摩的死，人们总是说，他之所以急着搭送邮件的飞机赶回北京，最后送了命，是为了听林徽因给外国使节作中国建筑艺术方面的演讲。笔者认为，徐志摩之所以急着赶回北京，是因为局势变化太快，他想有所作为。  1931年11月18日下午，徐志摩到南京。晚上去看望杨杏佛，杨不在家，徐留了个纸条，这个纸条，便成了徐志摩的绝笔：“才到奉谒，未晤为怅。顷到湘眉（指女作家韩湘眉）处，明早飞北平，虑不获见。北平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杏佛兄安好。志摩。”  “北平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这才是徐志摩急于赶回北平的真正原因。

摘自《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