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日子里，学员们白天集体学习理论，参加劳动，晚上和康克清大姐、蔡畅大姐等一起学习讨论，最让父亲感动的是几位大姐们还要一个一个窑洞查铺。她们先用手摸摸炕烧得热不热，然后摸摸父亲的肩膀亲切地问穿得暖和不暖和。节日或喜庆的日子，大姐们还和他们一起开篝火晚会。听爸爸说，当时条件艰苦，他们就把木炭垒成一人多高，中间是空的，放上木柴点燃，不一会木炭就燃烧起来，红彤彤的火焰照亮了山沟沟，照红了大姐和战士们的脸庞。大姐们和他们一起唱《战斗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大家还围着篝火边唱边跳，虽然陕北的夜晚很冷，但他们心中都有一团燃烧的火。父亲曾对我说过：如果你大几岁，爸爸一定会把你送到延安去锻炼的。父亲说过和他住在一个窑洞的有一位叫吕品的东北青年，是东北军吕正操将军的弟弟，他后来被派往重庆搞地下工作，曾参加编辑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热血男儿。

1940年5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父亲参加了中央组织部组织的中央党校延安实习团，到陕甘宁边区安定县实习，父亲还担任实习团西一区组长兼党小组组长。参加实习的课目是关于政权问题。近一年时间里，他们在和日本鬼子进行无数次刀光剑影浴血奋战的战斗中实践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其间，他和他的战友们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一个个战斗的胜利。父亲说还有不少女战士和他们一起参加战斗，当讲到他和战友们利用地道战消灭日本鬼子时十分激动、自豪。那时，许多首长也到基层和他们一起实习，亲自指挥战斗，滕代远将军曾到过父亲所在的实习团西一区组，将军天才的指挥才能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父亲留下难忘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滕代远将军到铁道部任部长，他知道我父亲曾任陇海铁路洛阳地下党书记，想让他到铁道部工作，因父亲继续“潜伏”没能找到。实习团的战士们每到一地都走乡串户，访贫问苦，爸爸告诉我，很多老大娘围着他们问寒问暖，问见到她们的儿子了吗？为安慰大娘们，父亲每次都说见到了，她们的儿子身体棒棒的，打鬼子很勇敢。大娘们还捧出刚蒸熟的热腾腾、黄澄澄的玉米面窝窝让父亲吃。父亲还给我们讲过一个感人的故事：实习期间，攻打某个县城时，有一位战士在冲锋时倒下，有位老大娘上前把战士抱在怀里，以为他饿昏了，从干粮袋里拿出一个野菜团，给他充饥，当看到野菜团里一点粮食都没有，散得团不住时，大娘伤心地放声痛哭，不少人以为倒地的是她的儿子，真是不是母子胜似母子！父亲他们深深体会到解放区的军民鱼水情。当时与父亲一起学习、实习的还有席国光、徐家俊、江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1年3月实习结束后，中央组织部安排父亲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分在第七党支部。延安马列学院于1938年5月5日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教授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是延安的“最高学府”，也被称为“延安的清华”。自学院创办之日起，张闻天就兼学院院长，范文澜任副院长。学院是培养我党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在延安马列学院，父亲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多次聆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父亲说他每次上课都坐在前排认真听，认真做笔记。他常给我们谈起毛主席讲课的情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学院授课。当时，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文章，学院都要组织学员们认真学习和讨论。父亲在敌占区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在学院受到的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教育，使他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思想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经过在马列学院的学习和锻炼，父亲的共产主义信念更加坚定。

在延安，父亲还和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一起演戏。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许多革命志士向往的地方，很多青年学生、进步作家、艺术家、进步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辛跋山涉水来到延安。当时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也在延安马列学院文艺研究室工作和学习，马列学院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准备演出俄国作家沃尔夫创作的多幕反法西斯名剧《马门教授》，洛普（张闻天）对此颇为重视，亲自审阅俄文原著，经文协肖三修改后，便可进入排练。这期间，陈波儿不仅导演世界名著《马门教授》，而且道具、服装、化妆、演员挑选都是她亲自完成。延安的条件十分艰苦，听说电影明星要演出引起很大轰动。道具、服装好办，唯独演员难找，因为要演外国人，要由长着深眼窝、高鼻梁的人演。我父亲仪表堂堂，双眼大而炯炯有神，陈波儿在众多学员中一眼就看中了我父亲，她用鸡蛋清和石膏粉调成糊状贴在父亲鼻子上，通过化妆让父亲的鼻子高高隆起，因此，父亲扮演的外国人形象逼真、出神入化。演出非常成功，受到领导夸奖和战友们的好评。这也为他以后的“潜伏”生涯，扮演各种角色打下了“演员”基础。

1941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我父亲到中共中央社会部报到。这里是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指挥机关，是党中央隐蔽工作战线的指挥机关，也是培养我党秘密情报人员的地方。社会部位于延安枣园西村的一个山沟里。包括：中社部（中情部）机关，一室（主管情报工作）、二室（主管保卫工作）、三室（主管干部工作）、总务处、书报简讯社等，承担教学任务的全部是苏联教师，但不知姓名，学员之间也不通报姓名，只以代号相称。因为这些学员都是将要被派往敌占区从事日伪军事情报收集工作的红色特工。我父亲聪慧过人，经过短期培训成绩十分优秀，很快掌握了多种特工技能。根据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中央决定要从中挑选优秀学员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当时，李克农副部长主持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的常务工作，他常去培训班看望学员们，检查他们的学习培训情况，他是我党情报专家，有时还要亲自授课。中社部对每个学员出身经历、应变能力、特工技能等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众多学员中挑选了我的父亲执行这次秘密任务。从延安出发前，由时任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和父亲谈话，决定派他到沦陷区执行一项秘密特殊任务，并详细交代了任务的内容和组织纪律。至此，父亲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名特工。

（选自海燕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信仰的力量》，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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