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负重，和平环境下甘当“无名英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全家和全国人民一样为之欢欣鼓舞。经组织批准，我们全家准备回原籍天津，父亲将要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职，我们打好行李准备出发。正在这时，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令，说准备成立平原省，在河南工作的干部一个也不能走。父亲服从党的决定，我们全家就留在了河南。1949年8月20日，平原省成立。1949年 10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公安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罗瑞卿部长作重要讲话，他说：“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我们同没有拿枪的敌人还要继续战斗下去。”接着，平原省公安厅在辉县组织召开了我省地下党情报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被编成代号，只称号码，不称姓名，与会人员相互之间不问姓名。在那次会上，领导作了关于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议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新政府，但社会还很不稳定，很不平静。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反革命集团、反动会道门，还有国际间谍，他们伺机大搞破坏活动，爆炸、暗杀、张贴反动标语等时有发生，妄图推翻新生的革命政权。现在，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人民的安宁，我们的隐蔽工作不但不能减弱，还有待加强，以前隐蔽战线上的同志，有的还要继续隐蔽下去。党组织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决定我父亲不能公开露面，还要继续“潜伏”下去，而且我们家要继续做隐蔽侦察点，母亲也不能公开参加工作，并说：王建淑同志的任务就是做好“家庭妇女”，继续做好掩护工作。我的父亲母亲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为了党的事业，他们甘愿以灰色面目出现在社会上，继续为党的隐蔽战线的光荣使命而奋斗。

1950 年，根据当时对敌斗争需要，为了协助父亲取得敌特的信任，党组织决定让我父亲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到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训练班”卧底，与国民党战犯、特务关押在一起，父亲与他们称兄道弟，谈心交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常谈论一些对社会时局不满的话，他们对父亲毫无防备，以便能随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特务秘密组织串联准备暴动，并商定了行动计划和时间。当晚，公安局局长和侦查科长“提审”我父亲，父亲和他们一起研究案情，及时部署，成功挫败了这起反革命暴动，捍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后来，父亲在给我们讲这段往事时自豪地说：“爸爸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红色特工，他们是国民党训练的特工，他们斗不过爸爸。”

然而，当时我们全家在社会上却戴着“反革命特务家庭”的帽子，随时都会遭到革命群众的唾骂，街道上思想先进的居民还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我家的“情况”，我们全家人忍辱负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父亲因“认罪态度好”而被“释放”。我隐隐约约记得父亲回到家时的情景，我认不出他了，头发和胡子很长，人很瘦，背着小包裹，他走到我跟前轻轻地叫我，我仰着头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周围每个大人严肃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认出是父亲，搂着他很委屈地哭了起来，当时，父亲和母亲都流泪了。我叔叔婶婶也在擦眼泪。

我们情报站院子的大门距离大街还有一个七八米长的胡同，大门的右下方离地面一尺多高处有一个指头尖大小的孔，可以观察外面情况。我当时3岁左右，常爬在小孔那往外看，看到过往的行人，还看到过大狼狗。妈妈说我的脑子聪明，记忆力特好，哪个叔叔从胡同口刚拐过来，我就认出来了，都能叫出他们名字（绰号），马上跑去告诉妈妈，我常受到叔叔们的夸奖。

公安机关在新乐路51号原地下情报站处又给我们家建了五间大瓦房和一个大院子，堂屋房顶上还做了个白色和平鸽雕塑，两边各插有一面小红旗。临街高大的门楼下是两栅大黑门，门上两个对称的大铜环，与当时街道两旁邻居家又低、又黑、又破的小房子形成很大反差，看起来像是个十分富有之家。对外称是资本家自己赚钱盖的，实际上是我公安机关的一个办公地点。我们全家住在这个大院，为父母亲和他们的战友们做好侦查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掩护作用。这样，我家由新中国成立前战争年代的党的地下情报站转变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党的公安机关侦察点。

后来，我们姊妹几个陆续到了上学的年龄，那些革命干部的孩子都被保送到育才学校，国家包食宿，而我们姊妹几个没有这个资格。不仅如此，我们还受尽了那个年代作为资本家子女所受的种种歧视。记得小时候，父亲送给我一个小腰鼓，还教过我打出好多花样，因为腰鼓打得好，在学校被选为校腰鼓队领队。父亲还常常小声而深情地教我唱《东方红》《兄妹开荒》《翻身道情》《黄河大合唱》《战斗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对唱《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等，用的都是陕北方言，父亲还教我说陕北话：“给你拿个黄格腾腾的热馍馍吃……”他那深情的歌声和激动的表情让我难以忘怀。不知怎的，从那时起，一听到陕北民歌，陕北话，我顿时感到全身热血沸腾，每根神经都兴奋起来。这也许是我们父女气息相通、血脉相连的缘故吧！

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十分紧张。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叫嚣要反攻大陆。当时，父亲每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后，就与收音机一起高唱《国际歌》，后来还教会了我们姊妹五人。每天晚上我们都与父母亲围坐在收音机旁，一起听新闻，一起唱《国际歌》，父亲还充满激情地打拍子当指挥。当唱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时，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着泪光。

1963年年初，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刘鸿文听取了省公安厅一处处长皇甫书信关于我省干部情况的汇报，刘部长请公安厅推荐人员，协助他们做统战工作。1963年10月，父亲调到河南省公安厅工作，1964年7月调到省政协，他的公开身份为河南省政协宣教处处长兼文史资料室主任，由省公安厅宋承先同志一人办理有关手续，让我父亲一个人到省政协说是刘鸿文部长让来报到的。当时就安排我们住在省政协机关大院里。大院北临纬三路，有两栋三层家属楼，我们住在西二楼东。

（选自海燕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信仰的力量》，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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