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父亲接到省公安厅通知去中州宾馆开会，当时在座的有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省公安厅厅长王一鸣、副厅长陈蕴贤等领导，还有一处处长皇甫书信、吴荣村、朱玉庆等。赵文甫伯伯在省里抓公检法，他问了父亲的工作经历后说：“你是白皮红萝卜，无名英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当时在郑州大学外语系读书，星期日回省政协机关看父亲，因他当时公开身份是资本家、爱国民主人士，随时有可能被批判或说清问讯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天天提心吊胆，只有到政协见到父亲才能略感放心。

那时，我们姊妹最怕填表格，因为有家庭成分一项，听爸爸说我的老太爷（曾祖父）和爷爷都是木匠，所以我们填工人出身。但经常受到质疑，说爸爸是资本家，不能填工人，使我们精神上受到很大压力和打击。还记得我在新乡一中上高中时，写入团申请书，填了工人出身，团的负责人含蓄地对我说，有时工人和资本家分不清。暗示我应改成资本家出身。我当时心里很难受，回家问妈妈，为什么爷爷是木匠，爸爸却是资本家。我看到妈妈一直不说话，最后她眼含热泪只对我说一句话：“你爸爸是个苦命的人。”

有一天，我回政协的家时，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父亲，对当时的形势发展深感不安，他以超群的敏锐性和准确的判断力意识到他的中共党员身份有可能被暴露。父亲很严肃地和我谈过一次话，也好像是向我交代什么，他说：“运动发展越来越深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是爸的大女儿，要记住爸爸的话，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就是刀架在你脖子上也不能承认爸爸是共产党员。”当时我就蒙了，资本家身份的爸爸怎么是共产党员？多少年的委屈一起涌上心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都这个时候了，父亲还要求他的孩子也必须要用生命来坚守党的机密。后来，父亲才告诉我说，当时，他到公安厅看到与他联系的同志装着不认识他，便判断一定有意想不到的紧急情况发生。父亲又得知有一个人因忍受不了压力，把父亲和部分隐蔽干部暴露了。

当时，军管会负责公安厅的全面工作，他们不了解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河南省一批久经考验的党的隐蔽战线上的同志被暴露，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后来，公安厅军管会暂时停发了公安厅应发给父亲的工资，面对这一切，父亲并没有动摇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仰。他告诉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他曾多次对我说过：“孩子，要忠于党，忠于人民，敌人把刀放在脖子上我们也不叛党啊！无数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生命，爸爸在延安中央党校实习团到陕甘宁边区安定县实习期间，在与日本鬼子战斗中不少战友就牺牲在我面前再也没有站起来，想起他们爸爸非常难过，我能在枪林弹雨中活到今天，已经非常幸运了，爸爸知道你们受了不少委屈，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受点委屈算什么！”“文革”中父亲和一大批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党的老干部虽然受到批判和打击，但他们始终坚持相信党，相信群众。

那时，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还有同一条战线上的同志在暗中默默地关心照顾保护着我们，我们并不孤独。一天，一位40岁左右的男同志走到我妹妹祁葆玉面前，小声说：“我是市委组织部的，你们马上回去整理重要文件，有人要抄你们家。”妹妹立即跑回家，告诉了母亲，随后大家钻到小屋，撬开抽屉找到了不少文字资料，其中有公安部的、公安厅的，还有公安部席国光副部长写给新乡市公安局吴振卿局长转交宋一文（我父亲）的信件，我们赶紧把这些资料都烧掉了。他们没有任何收获，党和国家的机密得到了保护。当时，他们要把我父亲任冀鲁豫情报站站长的照片烧掉，说是国民党军官，我妹妹葆玉说这是铁路服装，不是国民党服装，这才保住了我爸爸的珍贵的地下情报站照片。我妹妹祁葆玉也就是这个时候才知道爸爸是中共党员，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所有委屈烟消云散。

父亲于1968年10月结束了他的“潜伏”生涯。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公开后，当时省政协机关不少党员干部找他谈心，说以前对他的态度恶劣，深感内疚。父亲安慰他们，并夸他们立场坚定，让大家消除思想顾虑。后来，父亲和大家相处得非常好。父亲还笑着告诉我，原来他上车没人管，后来好多人主动扶着他上车。父亲为党为人民，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下，忍辱负重，甘当无名英雄，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境界，将激励我终生！

“文革”中期，父亲与许多老同志一起被送到信阳地区罗山“五一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父亲负责喂猪，他干什么都是那么专一，那么认真，再次展示了他所具备的特种才华和能力：他讲科学喂养，对猪进行特种训练，吹不同的口哨，指挥猪统一吃食、统一睡觉、统一排便。猪圈内干干净净，无味无蝇。令后来接班的战士佩服不已。有一年夏天，农场改善生活，把父亲辛辛苦苦喂养大的猪杀了一头，他很心疼不忍心吃。但因信阳罗山天气太热，猪肉变质，导致大家食物中毒了。除父亲之外其他同志都病倒了，上吐下泻发高烧痛苦极了。因为都是高级干部，虽是改造对象，但人命关天，于是省委决定把病号由罗山送到信阳医院抢救。当时，父亲说他成了男护士，端饭喂水，跑前跑后，跑到信阳大街到处寻找去给病号买卫生纸，服务周到细致，大家深受感动。父亲说越是这个时候大家更应互相关心、互相照应。

因父亲刚结束“潜伏”身份，为保守国家机密和父亲安全，公安部下令河南公安把父亲保护起来，凡要见他的，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并由公安战士陪同。当时的负责人是省公安厅的姜少杰，他对父亲非常关照，常陪他吃饭聊天，使父亲再次感受到党对他的关心和爱护。

1973年12月18日，经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审干办公室审查，得出结论是：“祁文山同志的这段历史（白区）没有问题。”关于我父亲被延安中央社会部派往敌占区，执行秘密任务这段历史，找到中央社会部领导出具证明材料，回函：“有此事，因时间久远，不记此人。”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的许多战友找到了他，他们非常激动，纷纷写信，回忆他们当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并肩战斗、浴血奋战的难忘岁月和他们对我父亲的思念挂念之情。1977年5月16日，原中共豫西省委书记刘子久在给我父亲的信中写道：小宋同志，我感到这样称呼更亲切。你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甘心当了一辈子的无名英雄！对于你这种纯洁的党性和高贵的品德，我十分钦佩！你的老战友刘子久。

（选自海燕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信仰的力量》，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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