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巧

科举时代，很多有文化传统的家族，为了扶持本家族的贫穷子弟有机会读书应考登仕途，设有义塾和义田，这甚至被看成是家族祠堂的责任和义务。

譬如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义庄“范义庄”，是北宋名人范仲淹于1049年购置千亩义田创立的，作为宗族公产用以周济族人，并开办了义学。到其儿子范纯仁的时候，再为义庄置田千亩“以供族众滋大”，除了办义学，还资助、奖励族中贫寒子弟科考。

明清时期，地方士绅还创立了民间集资助学的形式，叫“宾兴会”，专门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它对于扩大古代“养士”范围、化解社会一部分文人之间的贫富矛盾起到了一定作用。亲友对于考生的资助，更是常有之事。可以说，一个读书士子的脱颖而出，往往凝聚了整个家庭、整个家族甚至整个乡里的心血和资助。

在古代，因为考生都有可能成为国家栋梁，所以，政府相当优待。汉代贤良方正科的考试选拔，地位最高，由皇帝临时下诏、各行政长官推荐已仕官吏或平民百姓参加考试，考生由公家车马接送。

《史记·东方朔传》中记载：“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接送考生，这是汉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优待，列朝列代多多少少都有优待考生的措施。

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规定：“举人公车，由布政使给予盘费。”即进京应试的举人考生的路费，由地方财政支付，路费多少，因路程远近而不同。

另外还规定，云南、贵州和新疆的应试举人，除了每人发给白银三两，还发给火牌，凭牌供给驿马一匹，车上插一面“礼部会试”黄布旗。这样，应试举人在赶考路上既有钱用，还有专车可坐，架势相当拉风。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