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辉

历史上，外国文学曾沿一带一路大量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学的天空是开放的，最能展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先生名言）之真味。

“变文”改变了中国小说

汉代外来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神话与传说上，到唐代，则对中国小说和戏剧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胡适先生曾说：“印度人的幻想文学之输入确有绝大的解放力。试看中古时代的神仙文学如《列仙传》《神仙传》，何等简单，何等拘谨！从《列仙传》到《西游记》《封神传》，这里面才是印度的幻想文学的大影响呵。”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不发达，唐前小说多三言两语，形式简陋，梵剧传入改变了此局面。“俗讲”是梵剧变种，唐代末年，四川已有民间艺人在模仿“俗讲”，以后发展为说书、鼓子词等曲艺形式。“俗讲”中一些优秀内容会被笔录成文稿，即“变文”，它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一些故事已出现在唐代“变文”中。

“变文”在三点上改变了中国小说：首先，创作者为留住听众，注重故事的曲折，会主动“拴桩”、“解桩”，已采用“中国套盒”等技巧；其二，重视角色扮演，常以第一人称切入，生动自然；其三，多种文体混用，叙事中夹杂着诗、评论等，直到《红楼梦》时，中国作家依然尊奉此法。

明末作家竟改写《伊索寓言》

元代横跨欧亚，给东西方交流带来更多机会。丘处机、耶律楚材、廼贤等都是跨文化写作，此外还出现了“也里可温作家群”，即信仰景教（基督教之聂斯托利派）的作家们，史书上称他们“仕于朝，功名文学多显者”。

元杂剧和后来的明清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另一高峰。

古人吸收与借鉴外来文化往往是信手拈来式的，如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李世熊曾撰随笔集《物感》，其中5篇竟来自《伊索寓言》，但经过改写，与原文已有较大不同。

望向海洋也望向内陆

清代中期以后，口岸成东西方文化交流主脉，但对文学而言，丝绸之路依然重要。

为应对“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林则徐派人编译了《四洲志》，用两章介绍了阿拉伯的情况，其中提到《一千零一夜》，林撰文称：“词虽粗俚，亦不能谓之无诗才。”

此后俄国与东欧小说的译介成显著亮点，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俄国政俗通考》，首次推荐“刘都斯笃依”（即列夫·托尔斯泰）。在此之前，赴俄从事木材贸易的中国商人已将《战争与和平》梗概翻译到国内，流传甚广。1949年到1962年最高峰时，中国出版苏联文艺著作达2539种，5000多万册。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