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已青

岳父在沙子口有半亩地。一天清晨，我去这块地采摘地瓜叶子。岳母喜欢吃地瓜叶子，用新鲜的地瓜叶子做粥，或者放在笼屉上和着面粉蒸一蒸，蘸蒜泥吃。

乘车到了沙子口，步行十几分钟，就到这块种了地瓜、黄瓜、豆角的小菜园。早晨六点多一点，农田里一片静谧，唯有虫声弥漫。地瓜种在起的地埂上，一垄一垄的，全部被地瓜秧子覆盖，地瓜叶子密密匝匝，带着清凉、晶莹的露水。俯下身子，拣嫩叶采摘。地瓜叶子带着梗，掐下来时，流出汁液。这次采摘地瓜叶子，发现了地瓜花儿，花边呈白色，花心呈淡紫色，最初发现时，还以为是牵牛花，仔细看了看，的确是长在地瓜藤上。

正在采摘地瓜叶子，小河里浮起一阵蛙鸣，呱，呱呱呱。抬起头来，凝神谛听，蛙鸣只有十几秒钟，就沉寂了。此时，漫天遍野的寂静，风从小河边的芦苇丛上掠过，发出沙沙的声响。时间仿佛停滞了，置身浓绿的地瓜秧子中间，忽然，想起故乡儿时红薯地里的我。时间倒流，空间交错。

两个月后，在城里邂逅红薯。那天大风，出了小区的门，在一个居民楼下，看到一个小卡车的车厢里躺着全是红薯，一些家庭主妇怀着喜悦精心挑选。我看到那些胖乎乎、红皮肤的红薯，安静地挤在一起，等待人们的检阅。红薯是新鲜的，刚从地里出土，带着乡村和大地的气息。那卖主手中提着一杆秤，每称一份，秤杆翘得高高的，伸手接钱时，眼睛眯成一条缝，这人洋溢着农村人特有的朴实、憨厚，我立刻被他和他的一车地瓜感染，想起儿时刨红薯的时光。

香港岭南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刘绍铭，著有一本自传，名曰《吃马铃薯的日子》，他曾经留学美国，经历生活的风雨，怀念吃马铃薯的日子。我和他一般，也怀念我那被红薯喂养大的童年，像红薯一样充实而贫瘠的童年。

在我的记忆中，红薯是家乡常年种植的作物，因其产量大。每到深秋，把满地的红薯秧蔓割掉，收起来晾晒，作为养猪的饲料。割掉了红薯秧蔓的大地露出真面目，种红薯的时候，在土地上起埂，一垄一垄的，那突起的田埂里埋藏着巨大的红薯，膨胀起来，已经把田埂撑出了缝隙，用钅矍头或者铲子小心地把泥土除掉，一块一块的红薯从地里欢快地蹦跳出来。鲜红薯运回家，放在地窖里藏着，更多的是在地里就加工成红薯片，在秋日里晒干，满地都是白花花的红薯干。红薯干可作为粮食，也用它酿酒，摇身一变成了老白干，辛辣、猛烈的老白干，可以让村民大醉一场，足以忘记半生的劳苦。红薯干还可以做粉条，粉条白菜炖猪肉，这是春节期间的最美好的菜肴。

红薯，泥土，墨绿的地瓜秧蔓，心脏型的地瓜叶子，在大风中抖抖地飞动。尘世的温暖。我的童年像地瓜一样被埋在泥土里，和这一车地瓜相遇，化作烤红薯的气息，变幻为蒸红薯的气味儿。那是香甜中的丝丝苦涩，物质中隐匿的缕缕诗意。

红薯有很多种名称，番薯，地瓜，红苕。番薯这名字说明了它的身份，它和花生、玉蜀黍、马铃薯一起，于16世纪前半叶由美洲传入中国。命名是门学问，番薯的别名地瓜，马铃薯别名土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瓜”和“豆”，不仅中国化、大众化了，而且还有中国人的想象和美感。这四种作物迅速在中国普及，在旱地、荒野、山地遍地扎根，对中国旱地利用及杂粮生产贡献巨大，构成近千年来第二次农业革命，解决了中国人的饥荒。海外历史学家何炳棣在《美洲作物传华考》一文中，对四种作物传入我国的时间和线路进行详细考证，指出这四种作物和人口增长的关系，同时也指出过分地开发山地和草场，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中国的自然环境恶化，出现土地沙化的恶果。何炳棣认为，今天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植被破坏引起的水土流失，应归咎于十八世纪种植这四种作物的农民对山地的无情榨取。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红薯的生长是离不开土地的，而现实的问题总是可以上追到历史中。红薯不仅知道我童年的秘密，也通晓历史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