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文生

过了立冬，这风就重了。

许多人，喜欢蹲在墙根下，手拢在袖子里，晒着阳光。他们眯着眼，很享受的样子。还有一些人说着话，有时候，说着说着，两个人就会抬起杠来。他们面红耳赤的样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更加通红如红萝卜。我突然想起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里的描写，和这场景如此的相像，通透而有光泽。

小时候，认为“抬杠”一词，是属于河南的专利，后来长大了，才觉得很多地方都在使用它，便觉得有些失落。“抬杠”一词起源于民间的一种风俗。许多人抬着轿，上坐一人，这人扮成丑角，和两旁的观众斗嘴，因此“抬杠”一词，便长在泥土里，通过五谷进入肚子，然后每一个吃五谷的乡人，都深得抬杠精神。

我们村过去有个人，人称黏牙秀才，专门和别人打官司，三里五村的人，有了矛盾，都请他辩护，因此挣了不少家业，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说起他，不屑一顾地说，他只会抬杠，不会别的本事。

但是，我觉得抬杠不仅仅只有这一个意思，母亲常说我：你就爱和别人抬杠，枣木杠子抬不折。枣木，结实，不易折断，所以母亲的话里，一定包含着重量的，似乎抬杠和抬重物有关。

我喜欢抬杠，并且一抬杠爱激动，满脸通红，我认为，抬杠是乡村的一种境界。在乡村，沉默寡言的，将话憋在心里，大部分会憋出毛病来，只有爱抬杠的人，把情绪一发泄，就心里干净了。

母亲不喜欢和别人抬杠，但是为了上学是否有用这一个问题，母亲和别人抬了一辈子杠，最后似乎有输了的迹象。记得我上大学时，三婶劝母亲别让我上了，上学没用处，费钱不说，还不好找工作。母亲不听，和三婶抬起杠来，坚持供我上学，这一上就是七年。似乎上学成了三婶和母亲之间的一条河，谁也不想到彼此的岸上。就这样，两个人抬杠了一辈子。

我毕业后，在陕北小城找了一份工作，母亲的头，似乎昂起了一些。此刻，他觉得上学成了一种让她炫耀的资本。

在立冬以后，女人们聚在门洞下，纳着鞋垫，说着闲事。三婶说，上学没用，我孩子初中就去打工了，现在在浙江一个月六千多，你儿子读了研究生，还不是一个月挣那么多钱，有区别吗？母亲的身子，突然矮了下来！

如今，三婶家的儿子，结了婚，生了子。一家人，都安居在农村，似乎也很快乐。三婶的儿子，每年外出打工，留下媳妇和我三婶三叔种农村的地。而母亲呢？自从我上学以后，再也回不来了，自从父亲走后，家里只剩她一个人了，她似乎感觉到了一种境遇：我读这些年书，越来越会让她孤独。

我想接她来陕北居住，但买的房子还未交给我们，无法装修，蜗居的一间教师宿舍，实在是狭小得可怜。她一个人，对“上学”一词已经产生了排斥。还不如别人，一家都在村子里，种些地，说说话，日子还像个日子。

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感觉到一种无能。离乡村越来越远，距离母亲越来越远，在乡村里，我是一个不合格的人。我只知道母亲的名字，再往上数，我一无所知，不知道奶奶叫什么？是否觉得自己所谓的血脉，不过是一代人。小时候，我不敢叫奶奶的名字，如果叫了，会被父母大骂，说不知礼节，以至于这么多年，我忘却了她的名字。

一个人，不敢说家谱。我心里的家谱，不过一代人。

儿子，生在陕北，注定回不到中原了，他一口的陕西话，似乎距离河南越来越远。而我，对故乡越来越模糊。

回家一趟，路也变了，房子也变了。我有些认不出故乡了，只能凭记忆中的地理方位辨别是谁家的院子。人，是忘不掉的。许多人，一搭话，便知道是谁了！

故乡，在立冬以后，只有风，吹过街道的时候，依稀是儿时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