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守信见人家做生意都赚了大钱，也想试试，没承想一试就栽进去了。他最初做服装生意，头一趟就被广州人骗了。买服装时，瞪大眼看着，一件一件挑……却弄回来十几包烂布头。吃了亏后他又想骗别人，听说化肥紧俏，就从东北一化肥厂进了一车皮磷肥。签合同时他就有心使诈，跟人签的是“货到付款”。可货到了，人却不见了。后来人家以“诈骗罪”把他告到了公安局，于是就被抓了。

白守信一被抓，他姐姐慌了。他姐白凤兰，人长得很漂亮，年轻时也算是黄淮市一中的校花，身后有很多追求者，后来嫁给了她的中学同学徐献国。白凤兰在家是老大，在丈夫徐献国面前，也是很强势的女人。弟弟出事了，她不能不管。所以，她一次次地逼着徐献国赶紧“捞人”。徐献国虽是市税务局的局长，却隔着系统，不便亲自出面。特别是听说案子在赫连东山手里，觉得这个人太较真、执拗，就更不愿出面了。于是就转托了谢之长。徐献国觉得，由谢之长这个“中间人”出面，也好有个转圜的余地。

赫连东山是黄淮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处级。谢之长原是给他送过花的，被他“撅”回去了。当年秋天，老谢给他送过一盆菊花。白色的大朵菊花，开得艳艳的。赫连东山说：“我不要。我一个吸烟人，屋子里狼烟洞地的，好好的花，糟践了。搬走吧。”老谢说：“赫局，都有。都有啊。”赫连东山没放脸儿，说：“我声明一下，我不是局长，以后别再叫我局长了。搬走。”谢之长还要说什么，看了赫连东山一眼，赶忙把头扭过去了，说：“那好，你忙。赫局你忙。”

这会儿，谢之长又送花来了。这一次他送的是文竹。三盆文竹，由三个礼仪小姐搬着，分别送给了局长万海法，常务副局长姜保国，第三盆才是给赫连东山的。进了赫连东山的办公室，他说：“赫局，听说局里边万局、姜局，还有你赫局，就你们仨烟瘾大。我弄了三盆文竹，你仨一人一盆。文竹可以吸收烟里的有害物质……你别不信，这是科学呀。”

赫连东山已听出他话的意思了。送来的文竹，局长已收了，常务副局长也收了，赫连东山如果再不收，就显得过分了。再说了，赫连东山见那文竹弱弱细细，摇摇曳曳，绿雾一般盎然，的确喜人。就说：“那就放下吧。多少钱？”老谢发明了一个词：“试养”。他说：“花是试养的。您先试着养养，不行就退。也没几个钱。回头一总算账。”赫连东山只好说：“谢了。”

谢之长上午送了花，下午就又来了。进了赫连东山的办公室，他说：“赫局，我又来麻烦你了。”赫连东山说：“啥事，你说。”谢之长说：“就，小白那事。我已经给姜局说了。姜局的意思，是让我再给你说说。”赫连东山问：“哪个小白？”谢之长说：“白、白守信。他姐白凤兰，都哭得不成样子了……”赫连东山说：“你说的是那个诈骗案吧？”谢之长说：“是，就是。这个小白是让人骗了，咽不下这口气，才……”赫连东山说：“罪不轻啊。价值三十万的化肥，按法律规定，够判十年了。”谢之长忙说：“是，那是。论说，年轻人，也是，初犯……赫局呀，他家里已经给东北那边赔礼道歉了，也愿意赔偿对方的一切损失。对方呢，私下里也答应撤诉了……你看，赫局，给个面子吧？”赫连东山说：“我再声明一次，我不是局长，连副局长也不是，别叫我赫局。你有本事，找局长去！”

就为这件事，谢之长在四天时间里一连跑了六趟，最后手里拿着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姜保国的批条，到底把人给“捞”出来了。他不但把人给“捞”出来了，还给白守信安排了一个很体面的工作。税务局长徐献国自然对他感激不尽。从此，凡税务上的事，就由谢之长说了算了。

在这段时间里，刘金鼎调到了黄淮市。他先是当了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后当主任，同时兼任市“招商引资办”的常务副主任。又是谢之长陪着他到深圳去招商引资的……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外合资“花世界”集团公司。刘金鼎与谢之长的关系，自然不必多说。

算来也就是十多年的光景吧，谢之长的破自行车先是换了一辆七座的面包车，后来换的是“桑塔纳2000”，再后就是“奥迪”了……他的“8888”字头的专车出入市委、市政府根本不用通报。

就这样，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花客”谢之长以他独特的个人魅力，几乎征服了黄淮市所有的局、委、办。两个大院（市委、市政府）没有人不知道谢之长的。同时，他的“雪球”也越滚越大。据说，十年前的一块地，就那么松松地一转手，他挣了三千万！这时候，他才看出了房地产的价值。于是，从经营花卉开始，他跨行了……似乎不经意间，他不仅成了亿万富翁，还成了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

据说，有一天晚上，他请香港的商人吃饭，让一位本市的副市长作陪。当众打电话说：“老崔，崔市长，客人已经到了。你咋回事？我不管你这这那那，十分钟给我赶到！”结果，不到十分钟，这位姓崔的副市长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包间门口，说：“老谢，我没迟到吧？”于是满座皆惊！

据说，一天夜里，他从睡梦中醒来，突然发现他竟然有那么多钱？！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会有那么多的钱。他开始数账面上的“0”，数了好多遍，老天，有这么多的“0”！“0”太多，他竟然睡不着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约刘金鼎一块吃早餐。在餐桌上，他突然说：“刘秘书长，金鼎啊，你看我还缺啥？”刘金鼎看了他一眼，说：“文化。你最缺的是文化。”于是，老谢开始重新布置办公室。他也像政府官员那样，办公桌上新摆了两面小红旗，还新添了两排书柜，一下子买了很多书。

俗话说：腰里有钱胆子壮。谢之长自从当上了兼职的市政协副主席后，也开始注意个人形象了。他很注意包装自己，从穿戴上、礼仪上也讲究起来。他常穿的衣服仍然是两套，一套西式的，一套中式的，自然都是名牌，并不常换。但脖子里的领带和内里的白衬衣、脚上穿的皮鞋却是要天天换的。他不知听谁说的，这才是“贵族范儿”。可他做人依然很谦虚，但这种“谦虚”与以往不同。以往是“花客”的做派，很孙子。现在他是老总，是“会长”，是“主席”了。这“谦虚”由内心的骄傲撑着（或者说是由钱撑着），是刻意做出来的低调，那傲气仍止不住地往外溢。见人伸出手来，说：“我老谢呀，嗯，老谢。”老谢还是老谢，中间加这么一个“嗯”，语气就大不一样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老谢的这种“低调”还是很迷惑人的。第一次查“纵火案”时，赫连东山就差一点栽在他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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